“文革”中读波德莱尔，OMG，怎么可能！那岂止是“大毒草”，简直有点像今天的人接收到外星信息！
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文艺界就遵从苏联官定说法，把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颓废、没落阶段的产物，进行根本性的排斥（我辈少时亦仍领受过此教），中国受此影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译者几乎全部失语，作为这一潮流的鼻祖，波德莱尔被打入另册禁锢密存可想而知（后来虽与“苏修”翻脸，文化上的禁忌不但未越雷池半步，而且变本加厉，把苏联文艺也加入了进去），何况是几乎禁绝了所有人类文化遗产的“文革”时代！
九首诗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看到多多早期的诗，几乎惊跳起来，“那时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波德莱尔式的诗篇！”然而，再三查考，虽不排除字句乃至段落的再三修改乃至大改，这些诗歌风格的稳定性，却得到了多多当年朋友们的回忆的一再肯定。
后来，还有研究者得见白洋淀诗人林莽“文革”中的笔记本，里面抄录了一些多多的诗句，这些诗句和现今能看到的多多早年诗歌风格基本一致；这位朋友寄赠了我一页这个笔记本的复印件，上面完整抄录了《祝福》一诗，更是和多多1988年的油印诗集《里程》（也就是他获“首届〈今天〉诗歌奖”的诗集）中的这首诗，几乎没有差别。至少在那时，我已不怀疑多多早年诗风的可信性，剩下的问题仍然是：他们，当年怎么可能写出这样“波德莱尔式”的诗篇？
多多他们自己后来提供了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去查考，有点像侦探破案，最终的答案，不但揭示了历史的一些暗角（这些暗角不去做实际的调查，单纯“理所当然”地凭空推想，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异端性”阅读——对此今人可能会略有所知，实际去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仍会有一些“出人意料”乃至令人“大吃一惊”的发现。
2004年，去国15年后回国，多多在访谈中说：“我在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凌越访谈）2006年，他更明确地谈到具体的影响来源：“但是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就是读到了1962年陈敬容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九首诗，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这九首诗给我的感受就像打了一响枪一样，我这样才写的。”（梁晓明访谈）之后，研究者据之查核了相关原始出处，发现有误记，“陈敬容选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九首诗是发表在1957年的《译文》上，包括《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之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以及《黄昏的和歌》并配发了编者对《恶之花》的介绍以及法国诗人阿拉贡、苏联作家列维克的相关评论。”（顾巧云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由于年深月久，多多的误记颇为情有可原，譬如刊名的误记就很可理解，因为《译文》是《世界文学》的前身，自1959年1月起才改用后一刊名（“文革”中停刊，“文革”后复刊并沿用至今）。
这几首波德莱尔，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漏网之鱼，然而，它们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以至于给予特殊环境下诞生的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中国诗人最初的（也是根本性的）启发吗？不看原始资料，总是没信心。
于是，沿着前面的线索，我去查阅了1957年的《译文》杂志，发现陈敬容译波德莱尔的九首诗及相关评论具体刊载在该年7月号上，是为纪念《恶之花》出版100周年所特意设立的波德莱尔专辑（当时前苏联也在其《外国文学》杂志本年3月号上译载了波德莱尔的十首诗，列维克的文章就是为之所写的前言），这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非常特殊——当时恐怕谁也未曾想到，它们后来会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
如果认真去细读这些诗和文章（奇怪的是之前似乎没有人去做这一工作），你会发现，它们从用词、意象、句法、段落乃至篇章，都对多多早期诗作产生深刻影响，有的早期诗篇如《致太阳》，甚至就是对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名作《太阳》一诗的唱和——多多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把《太阳》误记成了《诗人》，译者也记错了，这首诗的译者刚好不是陈敬容，而是沈宝基，来源是该期杂志上刊登的沈译阿拉贡评论文章全文引用的《太阳》一诗。
再仔细考察，你会发现，这些微薄的有关波德莱尔的信息，传授给多多的，不仅是现代诗的表面功夫，更是现代诗人的修行方法以及现代诗艺“点铁成金”的关键——前两点就不多说了，关于最后一点，该期杂志上译载的阿拉贡的波德莱尔评论《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中这么说：
“说实话，如果说‘太阳’是作为一个诗的艺术，那末我就把诗人看作‘像太阳一样’：‘它使最微贱的事物具有高贵的命运。’（《太阳》）这就是波特莱尔给他同时代人的回答。”
“要让最微贱的事物具有高贵的命运……这就是整个现代诗歌的定义……”
看到这里，有没有读武侠小说之感？犹如《笑傲江湖》中的“传剑”、《基督山伯爵》中的“授密”乃至《棋王》中的“教棋”，多多通过这些颇为有限的材料，直接接触到的，是当时几乎已无人识（显而易见更无人言）的现代诗的“心法”——精神命脉的传承，有时就是这样曲曲折折、不可思议！
欲望的辩证法
陈敬容译波德莱尔九首诗在当年的重要性，北岛也谈到过，他这样说：那几首诗“被我们大海捞针般搜罗到一起，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那几首诗的翻译，对发端于60年代末的北京地下文坛的精神指导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北岛的回忆也有误记之处，不过他提到的摘抄本，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中犹有此风气，也可以借此想象波德莱尔中国传播史上的一种特殊工具和特殊方式。
北京之外，上海、重庆的地下文学圈子，也有各自的阅读波德莱尔的管道，有的也颇具传奇色彩，譬如上海陈建华等人的小圈子，就是通过略年长些、精通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天才译家”朱育琳的直接译介来接触波德莱尔（陈建华：《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可惜朱育琳1968年就被迫害致死，所译波德莱尔仅留存八首，至今仍受法国文学专家推崇（我就当面听过有人称道）。
这种异端性阅读，在“文革”背景下，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异端除另类外，也因为稀缺，稀缺则是因为知识生产和流通领域被彻底管制，其基本形态颇有点像知识领域的计划经济，异端性阅读和知识流通则是其中的黑市——“文革”在公开层面将管制推到极端，类似于在知识生产和流通的公开领域不但废除了市场，甚至取消了货币，而确立了以权力、等级等严格管控的“物物指定交换”的既原始又严苛的特殊经济方式。
这当然造成了人为性的稀缺，以波德莱尔而言，他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其实已有广泛的传译，远不是什么“罕物”：不但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陈敬容等诗人都翻译过，甚至语言学家王力还用文言译介过，这还不算数量不会太少的通过原文或其他语种译本阅读的读者，当时文学界见怪不怪，要说有“颓废、堕落”的“流毒”，那就得证明当时的文人比毛时代道德上要低下——这恐怕还真不见得。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席卷中国文艺界，波德莱尔的作品虽未“臭大街”，但获取方便，甚至有“供过于求”之虞，戴、陈、王译先后再版或汇集出版，钱春绮、郭宏安的新译本流行一时，重译者也颇不乏人（譬如新近还看到诗人徐芜城让人眼睛一亮的翻译），作为一位经典诗人，波德莱尔今天早已被普及，后起的诗人们恐怕谁也不会再以读过波德莱尔炫耀——没有读过恐怕才会被视为另类。
不过，换个角度观察，今天的阅读，是否就比当年更为深入、影响更为深远？这恐怕也是“还真难说”。这也就是出于管制设计者意料之外的地方，管制造成了匮乏，匮乏造成了渴望，渴望导致了对象的无穷放大和无限向往，一旦梦想成真、食髓知味，其欲仙欲死、珍之宝之可想而知，弃之如纨扇、如敝屣，那是供过于求、饱食过度、时过境迁之后才会有的想法。
多多、北岛他们当年读波德莱尔，获取既来之不易，想必是反复琢磨、看了又看，心有灵犀之下，观之不足，继以临摹，他们那种如对神明、如尝异味的神圣感、新鲜感以及探险感，后来者恐怕很难再有，而缺少了这种发现新世界般的惊异好奇、醍醐灌顶、混沌初开感以及相伴相随的反复习练、尝试，影响想必也深入不到哪儿去（尽管现今可能是中国人最能深切体会波德莱尔的时代）。
这种“欲望的辩证法”，恐怕也出于管制的设计者意料之外。
当然，话说回来，当年要尝点“异味”（读）、出点小格（写），也确实困难，有时被发现不但会被开除工作（如徐贲读“内部”书的例子），甚至有进“学习班”之虞（如芒克写诗被发现的例子）。
以多多而言，波德莱尔之外，他早年自称“私淑”的另一位诗人茨维塔耶娃，他的朋友就回忆说，当时的条件下，所能依据的材料，“不过是爱伦堡的两篇文章而已”（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这方面，我也找了相关原始资料比对，材料确实不够丰富，不过，影响已足够深入，多多后来自称一首诗要写70遍，仅此而言，他自称为对艺术极其虔诚的茨维塔耶娃的私淑弟子，也就不完全是虚言。
异端性阅读
而不论是波德莱尔还是茨维塔耶娃，即便以多多个人而言，也只能说是当年广泛、活跃而杂乱的“异端性阅读”的冰山一角——这其实也有点类似于经济领域的情况，极端的计划和管制（甚至把大多数正常经济活动排斥为“不合法”），背后总是伴随着活跃的“黑市”交易（当然也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黑市中最活跃的，就是著名的“皮书”。多多自己就提供过一份有关“1970年初冬北京青年精神上的早春”的书单。“两本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开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这个后来被反复征引的书单，写得其实非常简略（作为个人阅读书目也很不完整，考虑到多多写这篇文章时的愤激心理，其疏漏、随意实不难理解），不过，它也可以提供最基本的依据。
仔细分析这份书单，其中毕汝协、甘恢理、郭路生（食指）等人的作品，属于当时的地下文学范畴，其余作品，则都属于“文革”前供“内部参考”的出版物，即所谓的“黄皮书”（以文学作品为主）与“灰皮书”（以国际共运中被打入另册的“异端性”著作及政治、社科著作为主），其中包括了一批“世界范围的当代一流文学与思想著作”，既有西方各国的著作，也包括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异端性作品。
有关“黄皮书”和“灰皮书”的出版缘起，以前人们所知不详，后来有参与其事者回忆，才知道原来都大有来头。
其出版原都是为配合“反修工作”——“黄皮书”的促成者是周扬，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陈冰夷、李曙光等回忆，见张福生《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灰皮书”的来头更大，其“编译、出版”，据参与者调查，“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郑异凡《“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后来成了“文革”中嗷嗷待哺的觉醒者的精神食粮，其在历史上重要性，以下评价可见一斑：“黄皮书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以及荒诞派戏剧“进入中国之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学进入中国之始，也是英国‘愤青’（愤怒的青年）文学进入中国之始”（李洁非：《1962：冬天的童话》）。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
譬如，书单中《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与没有提及的《在路上》，属于一个系列，其中都有着从年轻人的视角对社会的虚伪进行的发现和批判。
其中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了战后美国一代人，1963年作家出版社以“黄皮书”的形式译印此书，译者是施咸荣先生。至于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带星星的火车票》，可以说是苏联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63年施咸荣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后记》中，已经有近似的介绍），这本书同样在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以同样形式译印，译者署名“王平”（实际为俄苏文学翻译家王士燮）。
至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62年也由作家出版社以“黄皮书”方式出版了节译本（署名石荣，实为黄雨石、施咸荣合译），其在上世纪70年代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流行，芒克的回忆可以弥补多多的不足：“我是在1973年左右看到黄皮书版的《在路上》的，当时我的生活圈子的年轻人，比如北岛、多多等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石剑峰：《现在，谁还需要〈在路上〉？》）
这三本书据说是“文革”中北京地下文学圈子的启蒙源泉及接头暗号，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仍有着巨大影响。譬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80年代中期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起出尽风头），就曾被认为完全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徐星本人否认这种影响关系的存在，而认为是“暗合”，当年编发这个小说的朱伟后来则回忆说：“其实塞林格在当时对一代人的影响是千千万万个徐星，只不过徐星因《无主题变奏》而成了80年代文学史中漏不掉的一页而已。”
而“王朔后来文学的形态”，据说“无非是阿克肖诺夫文学形态的变种而已”（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至于《在路上》，迄今恐怕仍是“另类”文艺青年的圣经，地位就没动摇过。要说“文革”中的异端性阅读其意义远未被充分认识，这个系列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它隐隐勾勒出了一个跨国界、跨时代、跨领域的青年反抗文化脉络，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各种“新潮”精神上的联系，都不容忽略。多多等人早期诗歌中那种怀疑和反叛精神，在此脉络中，也并不让人意外。
至于书单中的《椅子》和《厌恶及其他》，则属于另一个系列，它们是法国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名作，比较能够体现西方现代文学的深度。
其中“贝克特的《椅子》”一语，显然出于多多的误记，此前的“黄皮书”中包括了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施咸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及尤金•尤奈斯库的《椅子》（作者名当时译作尤琴•约纳斯戈，黄雨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多多把书名和作者搞混了，按文章意思推测，他至少应该读过《椅子》，但这个误记也说明至少这两本书他都知道。
荒诞派戏剧的名作，以及萨特同样带有浓厚荒诞色彩的小说集《厌恶及其他》（郑永慧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收入萨特小说三种，除《厌恶》外，还有《墙》和《艾罗斯特拉特》），其中所描述的荒诞、厌恶等情绪，对初读者会带来震撼性的影响，并让他对当代西方探索性的文学真正有所感受和体会。多多在当时带有“荒谬”色彩、显得“超前”的诗作（如《万象•青春》）等，在这个脉络中也并不能算意外。
另外，多多当时就比较关注的萨特和存在主义，在“文革”前出版的“内部读物”中（包括黄皮书与灰皮书），就评介较多，《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和《哲学译丛》等刊物或丛书，也不时发表一些有关的评述文字（吴琼《萨特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大热，也可谓一脉相承、早有伏笔。
作为个案来分析多多当年的异端性阅读，不但可以向我们显示一个先锋诗人的来历，而且可以向我们揭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变迁的一些隐性脉络。
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当年的那种异端性阅读及其之后的影响，谁都知道重要，但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揭示的课题。有人说，对“黄皮书”、“灰皮书”的研究，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缺环”，我绝对同意。事实上，已有的研究仍太初步和片面（如沈展云的同名著作），根本还谈不上基本的学术整理。
最近，留意到一个情况，更让我认识到对这一问题缺乏研究的严重性。
“灰皮书”的目录中，既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有密洛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并且这两本书都是“文革”中异端性阅读的热门书，过去我就知道这个情况，但从来没有多想，现在再看，这两本书及其读者的分野，是否已暗示了晚近中国的“左右之争”的某些远因——如果不完全是戏论，还有点值得认真对待的因素的话，这一导致知识界（甚至社会）大分裂的论争，其思想萌芽，莫非在“文革”那一代人的地下阅读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特殊的成长环境，给了他们何种后来者不能比拟的勇气，又给他们带来了何种局限和偏执？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一代人在各个方面都承担着引领社会文化前进的重任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