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他的死开始，来回追勾览他的生，他的死是这几年来人文知识界最著名、最受关注的死：托尼·朱特在2010年8月因罕见的ALS退行性疾病离世，也许只有去年的纳什夫妇遭遇车祸，论分量和戏剧性，才能与之相比。但是，有多少人，甚至本来与历史学界毫无关系的人，在托尼·朱特最后的两年时光里认识并记住了他。
托尼·朱特利用这最后两年写下了好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让他赢得人心的一本，是《记忆小屋》。他将它献给了詹妮弗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尼古拉斯，他在书中回忆了一生中几个特别难忘的时段，特别难忘的事与人，个人经历、感悟与对所涉主题的放大思考夹缠在一起写成：例如他住过的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例如他所经历的爱情与性，再如他先亲近后疏离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写作的语调异乎寻常地平静，让人看不出他对这即将结束的一生有任何衔恨、不甘与煎熬的地方。
以结仇开始学术生涯
事实上，托尼·朱特的学术生涯是从与人结仇开始的。他以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的身份知名，但这个身份，是他在同旧的宗派性左派相决裂后慢慢形成的。
教条左派的大本营在法国。托尼·朱特之起步，由法国知识分子研究开始。他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说，法国知识分子好参政，却有一大弊：喜欢结党扎营，而法国的公共生活，正是被这一弥散于精英阶层的倾向所损害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你读一读就会发现，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些人，其庸碌无能，漫不经心，玩忽职守，真让人惊骇。”他在书中论道。其心理病灶何在？仅仅是政治建制不力导致的吗？不是的，朱特指出，毋宁说这是个文化现象。
“从共产党人到保皇党人，各党各派的代表、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市长、公务员及党魁们……如果他们真有什么政策要推的话，这些政策无不是褊狭的，挟带着为本党牟利的私心--他们只为社会里很小的一部分人说话，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惯性。”
《普罗旺斯社会主义1871-1914》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副标题是“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是专题史，却并非小试牛刀，朱特梳理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左派思想在法国人，尤其是乡郊农民阶层中的传播。这是他在加利福尼亚短期访学后的产物，之后就回到了牛津。之后，他在1985年出版了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劳工与政治研究》，其中的“19世纪法国劳工运动”等文章颇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但是，“法国马克思主义1945-1975”一文令他立刻遭到攻击，因为他涉足了一个当时论争激烈的敏感领域。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欧洲的宗派性左翼阵营中，都有人一直憎恨他，认为他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就是纯出恶意，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挖左派的根。他们的思想重镇《新左评论》视朱特为一个自由派的反共学者，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民主派，甚至骨子里是个大英帝国主义者，各种帽子都给他扣上。朱特曾指名道姓斥责过《新左评论》圣殿里供奉的偶像让-保尔·萨特，还嘲笑那些“把萨特、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很当回事”的人，都是些昏头昏脑的乡愿。
法国左派在冷战时期可耻地失语，替苏联的真相遮羞。朱特在1992年的《未竟的往昔》中继续围绕法国做文章，他的文字还没有完全成熟，有点发紧，写作时依然对一些事情耿耿于怀。战后十年，这么多的法国作家、学者--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同共产主义、苏联和斯大林本人纠缠在一起，其中就包括像艾玛努埃尔·穆尼埃，这位基督教月刊《精神》的主持者，离奇地向斯大林化的东欧靠拢，表达同情与亲近，在那些国家臭名昭著的“公审”期间，穆尼埃说出了“基于政治原因处死一些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昏话……
书名中的“未竟”，原文imperfect，既有“未完成”，也有“不完美”之意。解剖过去，指出一段历史是如何以其漏洞百出来影响现实，人们是如何草草埋葬了过去，就匆匆奔向不确定的未来的，渐成朱特写作的惯见手法。他的论辩性也越发激烈，例如，在《责任的重负》中，他以怎样深厚的同情点评了莱昂·布鲁姆、加缪和阿隆这三位法国知识分子楷模，在《未竟的往昔》里，他就以怎样的厌恶继续向萨特开火。再麻木的读者，也能在他密实的文字里辨认出这一点来。朱特指出，在一些迫害个体的行动，如在布拉格举行的斯兰斯基大审判--这是斯大林迫害犹太人大计的一部分--期间，萨特身为左翼领袖，全球知名的思想大师，却令人不齿地一言不发；而就在斯兰斯基等人被处死的几天之后，萨特竟前往维也纳的共产党人“和平大会”。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请萨特在一封联名抗议信上签字，萨特拒绝了，还傲慢地说：在人民主权国家里，关于犹太人状况的问题不能用作宣传或论争的依据。
萨特的两位对立者
为“人民主权国家”的犹太人发言，就会损毁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计？朱特难以容忍此论。不过，他也清楚，自己这种激烈的敏感，与他本人是犹太人直接有关。他更清楚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一个犹太人想替一群犹太人伸张利益，总是会有所尴尬的。
所以朱特最认同的法国知识分子，是萨特的两位对立者--存在主义战友加缪，和“小伙伴”阿隆。尤其是犹太人阿隆，朱特在《责任的重负》里写到他时，不无同情地谈到了让其犯难的犹太人问题。阿隆是个完全同化的犹太人，一向认同法国人的身份，因而1930年代，阿隆洞察到莱茵河对岸的动态，想提醒国民警惕纳粹的兴起，也要刻意避开纳粹思想中反犹太的一面，以免听者（法国当时的反犹思潮也持续不衰）怀疑他的动机，到了战时和战后，他的做法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当大屠杀的真相浮出水面，为人所周知，他也从来就只字不谈。
他的谨慎“很令人讶异”，朱特说，直到1967年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其时戴高乐的一句话（“犹太人，精英化的民族，自高自大，作威作福”）终于触怒了阿隆：“我法国人的意识中发生了一次犹太性的爆炸”，他开始批判性地反省自己当初的态度，想要补偿当初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沉默；他开始“无法容忍那些一面自称自己是彻底的犹太人，一面又抵制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但他也为这种躁动难耐、渴望弥补的情绪所不安。
朱特研究、评价和反思阿隆，也是他采择自己有关犹太人的立场的起点。犹太人天然就是要绞缠在认同与身份的乱麻之中，即使有了以色列，也不意味着他们就彻底解决了“归属感”问题。十五六岁的时候，朱特就在以色列见识过“强壮的犹太文明”，后来他在《记忆小屋》里，将这种犹太人自我建设的景况用如下几个词来概括：健康、锻炼、丰饶、共同目标、自给自足、引以为荣的分离主义，更不用说合作公社里的同龄孩子身上那股吸引力。“很明显，他们摆脱了其欧洲同龄孩子具有的忧虑和拘谨（也摆脱了其文化行李中的大部分东西--尽管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才给我带来了困扰）。”
但是，朱特也遇到了与阿隆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问题：他们都落入一个在认同与不认同之间犹豫不决的境地。基布兹奉行的意识形态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它塑造出健旺慷慨、善于合作的一代人，但它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阻碍了投身其中的人们去认同一个更大的人类共同体。阿隆在“六日战争”后焕发了犹太性，与之相反，朱特却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当时他到戈兰高地随军）重思犹太性，将它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强势意识形态上剥离了下来：
“在那里，我发现大多数以色列士兵并不是现在移居至此的农业社会主义者，而是年轻的、心怀偏见的城市犹太人。他们同来自欧美的族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盲目自大的大男子主义、目空一切的作风、以及手中握有武器……”
以色列的困境
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开始之后，朱特除继续受到宗派性左翼的敌视，又多了一个彼此看不惯的对手。2003年，他狠狠地触了一次雷，名声也因此翻了数倍。当时，他在他最钟爱的发稿平台《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针砭以色列现状的文章：“以色列：替代选项”，谈了在自己眼里以色列的困境。
“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不是一个好地方了，”他写道，“这是一个很打击人的事实”，因为它的正前方并排三重困境：首先，如果要维持一个包含了争议地区的“大以色列”民主制，那么在争议地区占绝对人数优势的阿拉伯人，从逻辑上就会破坏民主的构想；其次，如果以色列退让，撤出所有定居点，还西岸、加沙给阿拉伯人以自治，则势必免不了一场流血；第三个选择，是驱逐域内所有阿拉伯人，为此，以色列将立即被冠以“第一个搞种族清洗的民主国家”的恶名。
看出这三难，并不是什么难事。早在20余年前，时任《纽约时报》驻中东记者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里就已预见到那个国家困窘的未来：要民主又要镇压，要土地又要和平，拿起放下，无从取舍，每一任政府总理都得噤若寒蝉，保证国家在自己的任期内不出大乱子，直到脱手给下一任。如今，托尼·朱特只是在西岸定居点密布的既成事实之前，重复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事实罢了；然而，他比“明眼人”还要多管一桩闲事：提出一个他眼里最可欲的政治方案，即所谓“一国两族”。
回击纷至沓来，仍然是一顶顶大帽子：“昏左”，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自我憎恨的犹太人……都在意料之中，《新共和》甚至把他从特约供稿人的名单里除名，他的密友，同为犹太人德莱昂·魏瑟蒂耶同他反目：对很多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朱特醉心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问题，但不要触碰以色列问题的底线。学理的探讨再深，再大胆，也要在感情的禁行标志之前止步--不要随意置喙暴露出沙文主义倾向的以色列。
托尼·朱特的回答是，他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鼓吹某种解决方案。历史学家也是文字中人，以文行事；但是，他的确希望刺激读者们去思考以色列的未来--去做一点什么。他给自己安排了这么一桩本不必承担的任务，为此调高了文字的音量，让这篇随笔读来更刺耳。“我觉得，知识分子有种天职，不是分歧于前人的传统智慧，更要分歧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一致看法，”他写道，“因此，自由主义者应当特别严厉地审视自由主义那些未经质询的假定，否则，我们就只能搞结党扎营那一套了。”
他的著作像石头在水里激发的涟漪一样一圈圈扩大：从普罗旺斯扩大到法国，从法国扩大到欧洲，考察的对象从文人墨客的历史扩延到政治和社会史。1996年，他把自己在博洛尼亚大学做的一系列当代欧洲专题讲座结成一本名叫《一个伟大幻梦？》的犀利小书，从1951年的煤钢条约到六年后的罗马，再到1969年的海牙，再到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他盯紧欧洲一路的变迁，然后发表了让最具批判敏感的批评家都深受震动的评论：他说，欧洲在形式上的步步融合，并不纯是一路追求经济互惠的结果，在欧洲人中，已形成了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本体伦理学”，他们用它来论证至此为止的成果，并对今后进一步统一的工作实施合法化。结论是炸裂性的：欧洲的统一，“很难不让人想到乔治·桑塔耶那对极端狂热的定义：当你忘了目标是什么，就得把努力加倍。”
朱特的批判意识和风格，以及他挖取问题核心的角度，至此已很明显。冷战结束至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消费社会、后现代及跨文化交流愈益浮现并扩大的背景下，左派本有的激进批判属性，就如同罹患了ALS一般逐日萎缩。朱特是这支力量的一分子，他不肯坐视以欧美为领袖的世界沦入一种令人懈怠的循环。
《幻梦？》一书，也是2005年发表的《战后》的预演或梗概--《战后》引起的反响是非凡的，它叙述了欧洲如何从1945年前肉体与道德的堕落中复苏，却依然是在旧的地基上完成了自我重建。切入的角度总是出人意表：例如他指出，欧盟的三位创始人，康拉德·阿登纳、加斯帕里、罗伯特·舒曼，都说德语，都来自旧的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天主教势力的核心成员。1951年签订煤钢协议的六位元首也都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朱特说，这是迈向今日欧盟的“卑微的第一步”，欧洲之联合，实际上对应着政治天主教的复兴--以一个净化后的版本。
半个欧洲建立福利国家来走出政治极端主义的暗黑往事，另半个欧洲先是屈服于共产党的统治，后来摆脱了它，这两个故事在《战后》一书中合跳了一支双人舞，其间，朱特仔细抉出了一系列辛辣而痛苦的讽刺。他揭露了欧洲人给自己制造的抵抗纳粹的神话，企图靠它来忘记并跨越历史，但又不无同情地承认，若是没有这般心照不宣的虚构，欧洲将很难保存自身。历史的讽刺便是，正是由于有了战争、种族清洗和大灭绝，东欧那些支离破碎的、丛集了各种小民族的小块地区才成了一个个齐整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朱特的结论总会让人坐立不安，紧张地搓手：“战后欧洲的稳定，乃建立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功绩之上。”
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托尼·朱特一直在较量的，是党棍、宗派分子、教条主义者之类的人。他履行的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专注和忠诚，只是它们都不是无条件的，倘若忠诚要求他放弃独立性，他便拂袖而去。
犹太人天然“无根”，容易亲近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世纪初，欧洲诸国的阶级革命里多有犹太人活跃期间，失败了大不了被流放他乡，反正他们本来就在“流浪”。朱特也曾自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他是“自学成才者”，而在学成之时，他就远远地躲开了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诱引--他不能为一个已固成党派的学说摇旗呐喊。他还留下一句评语：“马克思主义如同水痘，早早发过，之后就再也不会得了。”
同教条、宗派、固化的意识形态的决裂，在他患病前后写下的多本作品里都受到了重估。《记忆小屋》、《反思二十世纪》、《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这些书里，相似的记忆碎片，互相勾扯的历史情节，都被他反复提到，读者能辨别出他“不完全”的特质，那种怀疑和自我异质化的倾向。六十年代，他还未满20岁，就曾兴冲冲地去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劳动度日，那时的以色列，酝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但朱特却说，“我从未完全地、全身心地成为计划的一部分”。尔后，他离开那里，去了剑桥。在剑桥，十二年的读书和任教时光，也没能换来他的一个忘我拥抱的动作。
“在某种意义上，”他写道，“不管在哪里都保持稍稍离题，是我'成为托尼'的一种方式：我就是我，不是其他任何人。”定居纽约后，他成了小布什总统最大、最积极的批评者，为此，他批评包括《纽约客》时任主编大卫·瑞姆你克在内的一干顶尖知识分子，说他们太怯懦，甘心与政府同气相求。
他在21世纪的头八年里，简直成了一台文章机器，然而，2008年春天，他突然发现打字时手指开始不停使唤，经常按错键。身体在发警告了，检查表明他左臂里有个恶性肿瘤，但更可怕的、关于身体的真相，却躲藏在这位总令真相无所遁形的学者的视野之外。疾病是以一种残忍的捉弄的方式到来的，朱特追忆他的患病，和今夏刚刚逝世的美国小说家与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一样，都用的陌生化口吻，好像那病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肌体上，而是在某个可近距离观察的分身身上似的：
“接下去，你扔篮球，注意到不能想扔多远就扔多远了，你还想呢，'唉，该死，我老啦。'再接下去，你出去走一圈就呼吸急促，你又想'我该多多锻炼了。'只是到了医生把所有这些事捏在一起，你才醒悟：'慢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严重起来了。'”
ALS像一个老练的机械师，缓慢地，一笔一划地，将人的大脑同其肢体分拆开来，让他渐渐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肌肉松弛，坏死，一个关心民族、民主、战争、和平的人，被迫转头去看自己的身体：他于2008年9月被确诊的，尔后，疾病仿佛被觉察的杀手，突然提高了行动的速度。
那是一段“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它不是炼狱，炼狱毕竟出头的一天；它只是一场必败的斗争。两年多的“缓刑期”，其间见过他的人都把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状态通报出去，他如何坚持翻书页到不能翻为止，如何坚持打字到完全打不了为止，如何按动鼠标到实在按不动为止。疾病，面对这个无法击垮的新敌人，朱特能做的便是捍卫自己的尊严。
2005年的《战后欧洲史》预定了一个历史学经典的位置，就像墓园里的一对墓碑，朱特立下了一座，还想着手立另外一座--一部续作在他确诊患病之前，已在头脑中悠悠地成长，它是关于21世纪头十年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史的。而在2008年11月后，他放弃了，因为“现实是最强大的回答”，他把独力写作改成了一系列对谈，在对谈者以及助理的帮助下忆昔思今，展望来日，争取多留给读者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
这几句动人告白，来自《记忆小屋》里题为“语言文字”的一篇。所有文化人、学者、广义的知识分子，都得去文字里求得栖身之所，何况这个从未完全认同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托尼·朱特临终的样子早就定格了下来，仪器救不了他，只能协助他不必再费力地移动，好把他完整地送入“记忆小屋”里面，不再出来。过早地告别自己的工作，对他而言固然是遗憾，但更大的遗憾，则交付给了所有无偏无党、怀公正之心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