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大央行的预防性降息措施开启了新一轮“货币宽松”时代，世界经济同步放缓与国内权益市场震荡相互叠加，使得全球化资产配置的机会再一次凸显。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中、高净值人群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也开始呈现出“井喷式”地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中、高净值人群表示在未来有意愿进行海外投资。
华设财富CEO李良认为，在通胀压力较大的当前背景下，每个人手里的钱都正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而缩水着。“但如果能在境外配有5-6%的稳定理财，即可有效对冲汇率贬值，同时还能获得稳定收益。”
近年来，华设财富（以下简称为“华设”）一直致力于为中、高净值客户提供全球产品配置信息资讯服务。华设旗下的“家族办公室”，为家族用户制定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方案，涵盖内容包括税务管理、海外信托投资、子女教育、移民等各方面。
“全球配置时代”降临：海外资产配置需求日益增长
作为海外资产配置的主力，中国高净值人群正在高速扩张。
据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8年末，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数量达到197万人，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约40万人。
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也显示，2018年中国身价逾百万美元的人数超过348万，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瑞士信贷还估计，这个数字将在2023年突破546万人，这意味着：中国的百万美元高净值人群将会在五年之内增加60%。
高净值人群的扩张也带来了万亿级别的投资市场增量。《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190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19年底将突破200万亿大关。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胡润财富报告》也表明，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以14%的平均年增速而扩张，预计在未来四年中，还有大约100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量。
与此同时，中国投资人对海外资产的青睐度也在逐年攀升。
据2014年的数据，当时全世界高净值人群拥有近38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总量，这其中的24%投向了海外资产；而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总量约为30万亿元人民币，却只有不到5%的财富投向了海外。
但到了2018年，我国海外资产配置总市场的规模已达到15万亿元，以“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190万亿元人民币”的基数来计算，配置海外资产的比例已近8%。据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报告》，2021年中国个人境外资产的配置比例将上升到近10%左右，新增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3万亿元。
不过，跟2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高净值人群配置海外资产的比例仍存较大成长空间，这意味着海外资产配置比例的提高将是大势所趋。
在《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高净值人群表示，有意愿通过境外资产配置来分散投资风险。有观点认为，今年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较强，这也使得投资人对海外资产配置的客观需求有所提升。
优势何在？分散风险、收益可观
华设认为，单一市场内传统、简易的资产管理模式，已很难为投资者持续带来丰厚收益，唯有进行差异化的资产配置，积极寻求海外市场风险对冲，才能抓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机会，实现财富的不断增值。
海外资产配置的主要优势是能够规避风险。
全球化潮流虽然加强了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但不同市场的所处周期仍具有较强独立性。在同一年份，成熟市场可能已经处于滞涨状态，而新兴市场却依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甚至在新兴市场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发展路径差异，如巴西在经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印度却可能正在遭遇通货紧缩。
“亚洲首富”李嘉诚热衷于投资海外资产，已几乎众人皆知。而事实上，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蔡崇信、前“中国女首富”张茵、SOHO中国创始人张欣在内的诸多富豪，都拥有数额巨大的海外资产，这使得他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行业波动乃至家族传承等问题时显得更为从容。
配置海外资产，尤其有助于平衡难以预测的汇兑损益。
持有单一货币资产具有较大风险。2016年6月，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后，英镑兑美元汇率直线暴跌逾10%，创出198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彭博指数显示，截至伦敦时间6月24日下午，英国15大富豪的资产净值一共蒸发了55亿美元。
其中，时任英国首富杰拉尔德·格罗夫纳（Gerald Grosvenor）资产跌幅居前，为10亿美元，其次是基金管理公司施罗德的大股东布鲁诺·施罗德（Bruno Schroder）、地产大亨查尔斯·卡多根（Charles Cadogan）和快速时尚品牌Topshop的所有者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布鲁诺·施罗德资产损失超过6亿美元，而菲利普·格林资产减少近5亿美元。
金融投资顾问公司Hargreaves Lansdown的联合创始人彼得·哈格里夫斯（Peter Hargreaves）支持脱欧阵营，并在市场对公投结果做出反应后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资产净值在6月24日午盘交易中重挫19%至29亿美元，创下英国亿万富翁中资产净值百分比降幅之最。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在资产类型相关性较小的情况下，分散投资能够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降低风险。而合理的海外资产配置，能有效稀释投资物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形成风险对冲。这或许也将是未来十年或几十年内财富管理致胜的关键。
海外资产配置还能带来不菲收益。
当国内投资者遭遇着“楼市限购、基金亏损以及保本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勉强跑过CPI”的时候，一部分有着敏锐头脑的个人和机构正在海外市场收获不菲。
去年，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发布了惊人的统计发现：自2018年年初至10月末，89%的资产累计实现“负回报”，占比为1920年以来最高。
但储备美元的收益却“独领风骚”，回报率达到5.13%。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投资者购买了美元，即使什么都没做，就已跑赢各个盘口；如果能合理利用美元再做一些资产配置，收益将会更加可观。
此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排行榜》显示，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年均16.7%的涨幅荣登2018年度全球房价涨幅榜冠军，排在第二的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年均涨幅16.2%。在《2018年度海外置业投资回报指数排行榜》中，金边同样位居首位，年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的29.4%。
家族信托、权益类产品引领海外投资新趋势
所谓海外资产，是指以非本币计价的各类资产，如房产、债券、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实物或金融资产，多以美元计价，有时也会使用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计价，一般在哪个国家购买的资产，就以该国的货币计价。
那么，海外资产配置到底哪家强？
在不少投资者的心中，地产是最受青睐的海外投资标的。胡润研究院数据显示，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式中，海外房地产投资比重达到了43.4%。
一直以来，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地轮番成为海外置业的热点区域。其中，高净值人群多出于移民或子女教育等考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城市置业；相比欧美中心城市动辄上千万元的房产投资门槛，一两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即可置业的东南亚，更深得中产家庭的青睐。
除房产外，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股票也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
有数据显示，在1870年到2015年的100余年中，扣除通胀因素影响，美国、英国、德国的房地产回报率分别为平均每年8.18%、5.61%、7.85%。这也就意味着：长期持有这些房产的人，可获得七、八倍的财富增长。而1900年到2016年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股票回报率也能达到年均分别6.4%、5.5%和3.3%，与房产回报率大致相当。华设建议，投资海外股票和房地产，更需要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长期坚持、耐心持有。
不过，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财富的日益增长，家族信托、类固收、私募股权和二级市场资产也渐渐成为海外资产配置中较受青睐的产品。
家族信托是一片有待挖掘的蓝海市场。据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9报告》，目前高净值人士整体在使用家族信托的比例已接近10％，另有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三年内积极考虑使用家族信托。在可投资金融资产超过5000万的超高净值人群当中，已有超过20％的受访者正在使用家族信托，而表示未来三年内积极考虑使用家族信托的比例接近40％。
由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在内地设立家族信托的数量比较有限。相比之下，高净值人士特别是境外上市后的股权持有人，更倾向于在境外设立信托。
用益信托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家族信托产品规模已超过800亿元，存量产品接近4500单，发展势头可谓迅猛。
类固收和权益类产品也是海外资产配置界的“新贵”。在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后，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为代表的一批长期受益可观的类固收产品，逐渐进入投资人的视野。
REITs的税收条件（不少于 90%的应纳税收入派发红利）和投资范围（必须是房地产行业）决定了其“高分红和适度成长”的特点。1997年至2017年的20年间，美国大类资产（包含股、债、大宗商品）的年化总回报中，FTSE NAREIT权益类REITs指数排名第一，达到12.01%。
华设提醒，无论是进行海外置业，还是投资海外市场股票、购买境外家族信托、配置海外类固收产品，都对投资人的风险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可通过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对目标国家的市场、法律进行全面了解，避免盲目出手，造成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