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王石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介绍自己发起的“全球运河穿越”活动。
从2009年到2022年，王石连续13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是中国参会次数最多的企业家。王石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需要听到中国企业的声音，知道它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2009年，王石代表100家企业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声；2022年，他代表100万家中国企业发声。
2022年，王石创办的深石集团投资成立深石零碳，在深圳大梅沙原万科总部打造碳中和社区，建筑节能效率85%，绿电比提升至85%，未来将实现运营期间100%绿电。下一步，王石计划在全国建设更多的碳中和社区。他的第二次创业，投入到了碳中和的浪潮中。
近日，王石对话《财经》杂志执行主编马克，分享了他13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所见所闻，他对气候问题、对碳中和社区、对绿色建筑的思考和实践。
马克：您今年还会去联合国气候大会吗？还记得第一次参会的情形吗？
王石：这是肯定的。自从2009年起我就一直有参与，今年将会是第14次参与。
2003年，万科开始推绿色低碳项目，试图减少木材、水、电、水泥、钢材的使用，2005年推出了相关产品，这引起联合国环境署的关注。2008年，联合国环境署邀请我作为特别代表参加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OP15（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大会）。
第一次受邀参会，我组织了一个三人代表团，还有万通董事长冯伦和阿拉善协会秘书长杨鹏，我们代表阿拉善协会的百家企业来参会，我们的主题是北京宣言，内容主要是关注环境变化，如何适应环境变化。
马克：从2009年第一次参会到2022年第13次参会，您的参会经历有何不同？
王石：我是深圳的企业，第一次是代表阿拉善协会介绍生态环保相关的内容，当时社会很关注北京的沙尘暴，这也是起因之一，我就动员深圳企业参与到阿拉善的公益基金项目。
从2010年到2012年，我主要是动员深圳的企业家，从代表100位到代表5000位企业家。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气候大会华沙会议上，解振华主任邀请万科来参与中国馆。中国馆有一个企业日，之前都是大型国营企业来赞助和参加，由于我那几年积极参加气候大会，解主任和中国代表团看到了我的积极性、我的影响力，就邀请我参加。这是对我本人和万科的一个肯定，那一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我代表10万家企业参会。
马克：这十几年来下，您感觉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有哪些变化？
王石：有些微妙的变化。
2018年COP24、2019年COP25，由于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由于这个拆台之举，而中国明确表态继续沿着《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往前走并承担责任，中国无形当中成了旗手的角色。
2021年COP26的时候，应该说中国的压力非常大。那年拜登去了，美国回到气候大会后，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影响，对欧盟的号召力还是很大的。好在那年印度表现非常差，给我们减轻了压力。那年英国是主办国，对我们也不太友好，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议题，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讲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2022年的COP27比较精彩。主办国是埃及，对我们比较友好。由于俄乌冲突，整个欧盟有点自顾不暇，就不那么咄咄逼人。中国的策略也比较得体，收获相当不错。
马克：会上的争论焦点是什么？中国已经做出了“双碳”承诺，但仍然面临质疑吗？
王石：COP27的焦点议题，第一是温控目标。欧盟认为气温上升2度会造成严重的不可逆后果，应该将目标提高到控制气温升高1.5度。中国认为《巴黎协定》中约定的是2度，改成1.5度是不合理的。因此美国的表态至关重要。COP27直到闭幕时间都没有得出结果，不得不延长会议，最终表达是本世纪末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力争接近1.5度。前一句话说给中国听，后一句话说给欧盟听。
第二是发达国家2020年起每年给发展中国家援助1000亿美元的承诺如何落实。这个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到现在也没有落实，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拿这钱，但我们要替发展中国家争取这个钱，而欧美认为中国不仅不该拿，还应掏钱援助。
第三是气候变暖带来的灾害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已经在造成灾害，这不仅是预防的问题。比如肯尼亚这样富庶的地方，已经大旱四年了，原来的一年两季稻变成一季稻。因此当前更应该关注适应性和怎么办。危害已经发生了，我们如何在危害中生存是现在的主题。
马克：据您观察，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气候大会中的立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石：2009年我认为是一个转折点，有高级别领导第一次去参加气候大会，并且做出了碳减排强度的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降低40%到45%。
应该说当时外界并不满意，觉得承诺不够。奥巴马和默克尔也去了，外界对他们的表现也不满意，那年是一次悲观的大会。
但是我感觉中国会改变。因为中国这样在国际上承诺是第一次。中国要么不承诺，一旦承诺了，意味着政策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我知道中国当时能做承诺属实不易。当时我和中国代表团住同一个酒店，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一位官员说，“我们做过很多测算，对外的承诺已经做到极致了，我们也希望多承诺一点，但担心中国企业受不了。”
然后他问我怎么看这个承诺，我说我举双手赞成。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说“你这个表态我就放心了，我就担心企业说环保增加成本，降低竞争力，这是要我破产”。可见当时压力非常大。
到2013年我觉得又是一个转折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提出之后，（中国政府）更加明确了对环境的要求。然后就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奠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问题的法律基础，明确了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方式，和本世纪的控温目标。达成《巴黎协定》，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到了2020年，中国政府做出“双碳”的承诺，中国正式进入“双碳”时代。
现在很多人都问，俄乌冲突、能源价格上升等各种因素，德国也开始走回头路了，各方都不太讲绿色低碳了，未来会怎么样？
我认为未来碳中和经济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危害没有消除，还在增加。但这个大势所趋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上升。由于能源价格上升，我们还是离不开化石能源，一些政策会调整。
马克：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变化，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从跟随者到领导者？
王石：这样说我是认可的，应该说从跟随者到领导者集团。
马克：碳中和也好，气候变化也好，听上去都是离普通人很远的高大上话题，怎样让普通人更多关注这些议题？
王石：首先中国人要更多走出去发声，在大家关注的国际场合去发声，造成影响力，再转而影响国内。
企业维度上，世界500强85%的企业都有ESG白皮书，绿色、低碳、环保是大势所趋、理所当然的事情，双碳对大企业是责任，大企业可以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减碳。
国内而言，各地政府之间要形成竞争，就像他们曾经在招商引资上有过的竞争那样，将来也应该有绿色低碳方面的竞争，绿色先进示范城市、碳中和试验城市等等。
根据我的经历，我觉得短则三年，长则五年，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中国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的，上面政策明确了，下面转型会很快。
马克：三五年之后，我们能看到碳中和经济蔚为大观？
王石：应该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