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新园区俯瞰图。图/松山湖宣教办供图
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如东莞这样以制造业立市，想要从制造业大市走向制造业强市的重要抓手。然而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似乎总是存在着争论：一方坚持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一方认为要更快地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希望能走出一条平衡兼顾的路径。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汪卫华在接受《财经智库》专访时提出，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被发现到商业化，一般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必须认识到的科学规律；但另一方面，也有效率的问题，如果有恰当的政策和体制机制，这个过程是可以加快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要做的，就是通过灵活的政策、体制机制的优化、人才的聚集，提高转化的效率。”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成立于2017年。从在实验室翻文献、参加学术交流会议的科学家，到省级实验室的管理者，再到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践行者，汪卫华在这五年里有不少深刻感受：科研是一个小团队的能力，而产品化商业化则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资本、政府缺一不可。将各方在一个平台上聚集起来，互通有无，或许就是破解长期科技与产业“两张皮”困局的答案。
汪卫华。
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凝聚一起
《财经智库》：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广东省首批省级实验室之一，您作为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主任，请介绍一下实验室最初是如何规划自己的使命与定位的？
汪卫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广东省首批4家省级实验室之一，主要聚焦在材料方面。东莞有着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于2011年10月20日举行奠基仪式，2018年8月23日通过验收工作，2019年2月2日完成首轮开放运行任务。这是一个研究材料的重器，又被称为超级显微镜，这是全球第四台、中国首台，依托于这个平台，中科院物理所牵头筹建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筹建过程中，我们经过与国内外科学家、企业家等的调研，将其定位成一个从材料前沿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产业技术研究，最终实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模式高地，同时也希望它成为一个材料科学人才，包括科研人才、工程师和企业家高度聚集的地方。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架构包括四大板块。一是有22个前沿团队进行前沿科学研究，作为技术创新源头；二是专注于成果转化的创新样板工厂，目前有25个样板工厂团队；三是能力建设，也就是公共技术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包括材料制备、材料加工、材料计算、材料表征四大公共技术平台，以及一个电镜中心。另外我们申请的阿秒激光大装置已经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就会开工建设，总投资大概20亿元。最后一个板块就是国际交流平台的粤港澳交叉科学中心，保持实验室与国际交流合作的畅通。
《财经智库》：除了物质研究方面，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将科研与产业嫁接，你们也非常强调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死亡谷”上架起一座铁索桥。“死亡谷”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到底难在哪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在跨越死亡谷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汪卫华：所谓“死亡谷”，就是科学、技术再到产品之间的一个过程，如你所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想举个例子，爱迪生在1880年就发明了电灯，电灯的商业化使用则要到1905年了。爱迪生作为一个大发明家，也是一个优秀企业家，把他的发明从实验室到商业化还用了25年的时间。一个概念从发明到产品再到商品，这个鸿沟的跨越是很艰难的。以材料科学来说，一个新材料从在实验室被研发出来到商业化，一般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科学规律。以前我国的一些新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吸收消化的，用时相对较短，这让大家感觉，科技转化可以很快，但实际上那不是转化，只是引进。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计量的科学规律问题。
但另一方面，也有效率问题。如果政策、机制适宜，这个过程是可以被加快的。这也正是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在做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体制机制的优化、灵活的政策、人才的聚集，提高转化的效率。
比如一个重要的探索，是实验室有一支工程师队伍，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牵头与国内头部企业，如中国一汽、南方电网、东风汽车、立讯精密等建立室企共建联合工程中心，与头部企业宝钢、中建、中铝等进行项目合作。我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科研人员、工程师和企业家聚集在一起，以往这三者之间可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不知道诉求或者痛点又是什么，相互的“背靠背”造成信息差。通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能够更高效地走过“死亡谷”。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反复探索的问题。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把某几个材料高效地变成某几个产品，更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新路来。
《财经智库》：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成立到现在也已经五年了，你们觉得在探索过程中已经得出了哪些比较有益的认知？
汪卫华：还是有一些感受的。原来我们在中科院更多聚焦于一些科学问题，对于这个科学问题可以有哪些应用，怎么去应用，又怎么去市场化，关注还是比较少的。松山湖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把一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变成商品，需要很多合作。需要和工程师合作，把一个概念变成一种技术，然后技术需要放到市场上去推广验证，这个过程又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平台上既有科学家又有工程师，既有企业又有资本的参与，再加上政府的支持，这样至少可以把技术转化的问题搞得更加清楚一些，继而加快这个过程。
《财经智库》：但是不同科技的成熟度以及产业化的成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会给转化带来一些困难。
汪卫华：是的，所以我们实验室也有中长短期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人才和团队的引进上。初期我们引进了二十几个来自科学院、高校甚至香港的团队，他们已经在某个材料领域有长期的积累，可能就差最后一口气，在松山湖这个地方有比较好的产业场景，又有一笔资金的支持，给他们足够灵活的空间能够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
五年间我们引进了25个团队，孵化出42个产业化公司，已有16个团队的产业化公司完成了天使轮融资，融资总额超6亿元，市场估值30多亿元。而最初的投入不到10亿元，实现了从财政投入转为风险资本投资等多元化投入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孵化，还有辐射
《财经智库》：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当初在建立时为什么选择了东莞？
汪卫华：中科院物理所来到东莞还是做了很多仔细考虑，东莞地处大湾区，经济比较活跃，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应用场景丰富，而且材料产业也具有一定基础。在这样一个地区建设一个平台，是有潜力将前沿的科学成果和产业化结合起来的。
《财经智库》：如今不管在国内国外，都对实验室赋予了更多服务地方经济的任务。如您所说，转化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十年磨一剑，但为实验室提供资金支持的地方政府希望快速看到能够体现的经济效果。对于这种时间差，你们怎么考虑，又是怎么去平衡的？
汪卫华：地方政府的诉求当然是希望实验室能够尽快出成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科学有其自身规律，为了平衡这种期望，我们也做了几方面的事情。
锂离子电池材料团队实验室。图/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供图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实验室要有非常强的能力，在过去五年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能力建设，包括花费15亿元左右，建设了国内一流的材料制备、材料加工、材料计算、材料表征的设备平台；我们吸引了很多人才，有科学家也有工程师。另外就是我们引进的二十几个团队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能够比较快地把他们的长期积累，通过实验室灵活的体制机制和平台作用进行转化。
从我们自身来说，中科院物理所是一个比较偏基础研究的研究所，物理所来到松山湖的主要是和材料科学关联比较密切的团队，科研成果与产业化的鸿沟会小一些，转化起来也会更容易些。
《财经智库》：现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压力较大，地方对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也投入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压力吗？
汪卫华：总的来说，东莞政府以及大湾区政府的领导，还是比较了解科研发展的规律，给了我们较多的宽容或理解。但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沟通工作，实验室除了将成果孵化出来，还应该有两个更重要的作用。
首先就是集聚作用。我们实验室锂离子电池材料团队负责人黄学杰研究员自1996年起就开始深耕锂电池，他们的第三代镍锰酸锂电池可以让续航里程更长，成本降低30%以上，安全性能也更加优越，并且已经具备进行产业化生产的能力。依靠几个核心的正负极材料，目前已经聚集了十几家企业，形成了生成一个动力电池产业链的潜力。这对东莞是非常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实验室可以对当地企业起到服务作用，相当于当地拥有了一座企业的“三甲医院”。实验室有一流的设备和科研人员，帮助企业识别技术痛点，并提供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会派遣专业人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进行提升改造，提供技术咨询等。这种服务也会反过来吸引更多企业愿意落户到东莞，这个城市有好的研究机构，有一批人才，技术难点可以得到解决，这就如同大家会因为看中医疗资源而倾向于落户北上广。
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面向社会的科普活动，科学文化在一个地方的传播往往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能让地方政府看到实验室的作用不仅仅是短期孵化出一些“金蛋来”，还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帮助已有企业的升级换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地方政府会更加认可实验室的基础作用，也因此，东莞政府还是比较支持我们的工作，过去的五年建设期共投资50亿元，接下来的三年也承诺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
《财经智库》：您现在可以说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新材料产业化的践行者。我国现在将科技创新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创新主体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由企业主导，另一种认为还是要由学院派来主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卫华：从我个人来说，以前我们在物理所往往是跟踪国际前沿，通过跟国际上的科学家交流，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获取新的想法，或者是寻找一些科学问题。
五年来我有个体会，科学家在跟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会发现它们很多痛点，这些痛点也能够凝练出很好的科学问题。我曾经留学过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有一句格言：真正有创新性的科学思想，应该来源于生活和生产实际。科研源泉来源于企业和现实，我觉得这也符合现在一个大趋势，就是需求引导。
《财经智库》：就是企业的需求和痛点成为了你们研究的问题，或者帮助你重新调整研究方向？
汪卫华：对，企业遇到的问题在它们看来是技术问题，例如某个产品的性能上不去，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原创性的科学问题。我本人研究的非晶材料就是如此。非晶材料如果含有铁，就是一种很好的磁性材料叫软磁材料。如今宽禁带半导体正在促使现代电子技术高频化、高效化、小型化，这需要进行能量转化的磁性材料必须是高频、高效和低损耗的，这也就是新一代软磁材料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需求引导问题，是我们和企业的合作中产生的想法，已经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
科技产业化的试验田
《财经智库》：中国的论文发表量已经在全球居首位，但技术转化的效果并不突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卫华：确实这几年中国热点论文数量已经全世界第一，一些材料科研成果是小团队就可以完成，但要把一个成果转化成产品，需要更多的环节和更多的人通力合作。
以往我们的体制就是科学家专注在实验室，企业家专注在市场，以前国际渠道是畅通的，企业需要的技术可以从国外购买，但并未形成与科学家合作的需求。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两张皮”问题，科研人员发表文章或者做科学问题，企业没有把精力或者资源放在前沿科技成果转移到产品上来。以前这方面确实做的不够。
我个人觉得还是时间问题，时间和形势的一些变化可能会逐渐改变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想法，让他们越来越紧密地在一起合作，进而把科研和产品的结合做得更好。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也是松山湖实验室的另一个愿景，科研体制机制对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产业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改良众说纷纭，我认为需要用实验来证明。希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就是这样一块试验田，在体制机制上做一些尝试。
《财经智库》：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哪些认知，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做了哪些尝试？
汪卫华：这几年我们重点工作是吸引人才，做法包括在人员管理上不定行政级别、不设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社会化用人和市场化薪酬制度；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评价标准不“唯论文”“唯学历”，注重实际能力。在人才待遇方面，允许实验室自主制定与科研人员能力和贡献相一致的、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可根据广东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自主评审等。
引来了人才还要留住他们，真正优秀的人才除了激励机制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让他可以施展手脚、充分发挥能力的文化环境和工作环境。
目前做的第一个工作是经费使用比较宽容。我们给予较充足的经费、较大的自主权，类似于所谓的包干制。还有就是希望利用接近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大湾区的灵活政策提供便利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渠道，科研就是一种思想交流的过程。东莞地方政府也为人才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教育等民生方面的优质资源。
有苗不愁长。简单概括就是我们尽量创造好的一个环境，有比较充足的经费支持，再加上方便的国际交流。创新不是逼出来的，创新应该是在一个好的环境下自然地生长。
《财经智库》：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很多“卡脖子”技术归根到底是材料问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与我国“卡脖子”技术是否有一些结合？
汪卫华：我们实验室比较聚焦于重要关键的材料，希望来解决一些国家关切的问题，但是材料创新其实是非常难的，需要积淀和时间。
新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或者说源头创新还是非常重要。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能否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关键是在10年、20年后是否有一些源头创新能够从这个实验室出来。
掌握新材料就掌握未来，它是制造业的基础，技术壁垒也较高，如果能够在新材料的原始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别人很难赶上来，也就获得了更多的竞争优势。中国人在材料科学和技术方面也是有积淀的，很多材料在古代是中国人发现、发明的。新材料会是中国科学实验超越或者是走向世界前列的突破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