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9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处宝马汽车生产线。图/视觉中国
美联储连续加息十余次，但全球市场预期的美国衰退并没有出现。相反，美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增速达到2.4%。就业市场持续强势，企业投资上升，零售增长超预期，美国内需走强逼迫华尔街开始调整对美国增长的预期。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内需持续偏强的情况下，美国进口需求反而不断萎缩，涉及的行业包括机电、电子、新能源、服装等广泛领域。
2023年5月和6月，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收窄，收窄幅度扩大，进口下降最为突出。5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减少7.3%至683亿美元，6月逆差继续环比收窄4%，至655亿美元。其中，商品进口减少了29亿美元，涉及计算机、金属制成品和原油。
对于出口经济体而言，美国内需强势并没有带来任何外溢效应。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55万亿元，其中出口13.47万亿元，增长1.5%；7月当月，我国进出口3.46万亿元，下降8.3%，其中出口2.02万亿元，下降9.2%；进口1.44万亿元，下降6.9%；贸易顺差为5757亿元，收窄14.6%。在货币政策宽松和人民币币值走弱的情况下，我国贸易收窄的幅度应该引起关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对美出口的趋势性变化。7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3%。中国商品在美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占比21.6%开始持续下降，今年前六个月降至13.3%，为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大贸易伙伴。
美国内需走强、进口走弱，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走势大幅背离。这种情况指向美国国内产能扩张已经与进口需求下降出现相关性，美国制造业回流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趋势或对中国出口，尤其是出口贡献较大的省份产生长久且突出的影响。
作为全球主要进口国，美国本土制造业投资爆发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包括未来制造业技术的发展路径。未来几年，更多国家将更强烈地意识到尖端技术对于保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AI等新技术进入制造业将深刻改变全球竞争力分布。
美国制造业回流显形
据语势科技制造业回流指数，其跟踪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关的叙事强度（回流事件报道、上市公司对回流的讨论）、投资强度（私人部门投资和FDI）及制造业相关股票走势，对制造业回流势头有一定前瞻性。从2020年6月到2023年6月，该指数三年里上涨了72%，并指向美国本土产能将进入集中性爆发阶段。美国财政部数据也可佐证这个趋势：2022年初以来，美国制造业建设投资加速增长，从2018年的平均年化增速8.7%快速攀升至2022年-2023年5月间的49.6%。美国制造业投资建设集中爆发将带来本土产能集中释放，对应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对进口货物的需求下降。
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回流重回美国政策视野。美国民间智库Reshoring Initiative长期跟踪美国制造业产能回流的情况。该机构2022年数据显示，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达到36.4万，比2021年增长近53%，其中芯片和电动汽车行业扩产带来了17.8万新岗位，占2022年新增就业总数的近一半。电气设备、电子、计算机、化工和交运设备分别位列回流行业就业情况的前四名，主要产能替代目标为新能源、芯片、电子、医药等关键供应链。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大幅下挫，迫使白宫内外的决策者深刻反思其增长模式：内需负债扩张，净出口逆差和债务扩张拖累美国增长长期走弱，也开始在本国引发就业、债务和社会问题。如果美国社会已经无力承受新一轮金融危机，那转型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调整贸易逆差和其背后的制造业竞争力。
过去十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突出，目标无外乎为国内制造业投资提供明确的市场空间，说服私营部门在本土投资。但历经近30年的产业外流，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只剩下高端产业的创新能力，简单的制造业回流只会带来美国国内工资下降和巨大的通胀压力。
面对这种环境，美国发展制造业政策的出发点选择了从基础优势出发，确保不因制造业增长而降低自身生活水准。一旦锚定人均收入不能因为回流而走低，美国政策很自然地决定发挥技术创新优势，以小企业为排头兵打造高速互联的高水平制造业。从物联网入手，电子产品创新可以引领一个快速扩展的产品矩阵，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可穿戴设备、玩具和工具，带动美国制造业产品体系全面升级。
从白宫的角度看，高标准制造业战略需要补足国内基础生产能力，这是个系统工程。但美国企业的投资意愿不会只看政策，更要看基础设施、资源供应、配套生态和法规的长期竞争力。其中，促进制造业回流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点：一是电子科技产能快速回流，二是工业资源保障落地，这也是全球贸易冲突在电信设备、电动车、电子、芯片和有色金属领域不断深化的原因。白宫在推进电子、智能化生产回流的同时，也在不断放松国内管制并积极与资源国际联盟，确保工业资源保障，特别是关键金属资源。近期，蒙古强调美国是第三邻国，双方需要不断深化双边战略合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完善传统产业供应链固然重要，但美国政策更关注制定下一代制造业标准：如何通过标准制定、创新升级、原材料保障、生态支持、国际联合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美国制造的绝对优势。作为既有制造业体系下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制造业自然成了美国政策的既定防范对象。
美国制造业重塑的历程
美国制造业回流历经三任总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的波折主要反映了白宫如何改变既定的自由贸易政策基调、动用国家政策说服私营部门布局回流。白宫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明确的市场空间保护，另一方面为鼓励企业创新调整了国内、国际的贸易和创新机制。
第一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企业自发、零星回流
2009年-2016年，奥巴马任内，美国企业已经开始零星回流，驱动因素主要在成本计算和市场便利。金融危机后，美国土地、原材料、能源成本大幅走低，联储持续放松压低美元汇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开始出现局部改善。美国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吸引制造业投资，并为投资者提供土地、税收的优惠。这个阶段，美国制造业回流更多选择了南部几个成本低廉、资源丰富的州，比如南卡、田纳西州等区域。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方向和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创新的法案。2009年9月，白宫推出《美国创新战略》，不断力推国会、企业、学术和军方深度交流，讨论如何整合创新研究资源，为制造业创新提供技术方向。虽然白宫和美国精英阶层意识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但还无法说服私营部门放弃离岸外包战略。
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以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贸易政策动作有限。联储放松、财政刺激和持续走低的美元汇率不仅没有带动美国出口，反而推动了非美经济体加速扩张产能。2010年到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出现太多改善的迹象。
第二阶段：泛安全理论领衔，系统性重塑美国制造业生态
2016年，金融危机后第七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上升3.9%，达到4812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最高。美国民间对政策无力的忧虑推动了特朗普在选举中胜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团队倡导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动用短期保护主义工具。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并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的贸易措施，希望尽快改变私营部门不愿意投资国内制造业的情况。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指导原则，通过泛安全论为对外投资、贸易设立了道德和政治立场，以便区别对待市场机制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美国商务部和贸易办公室启动了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动用关税、配额、出口管制和禁止特定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等措施。2017年底，特朗普总统签署《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推出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法改革，对海外避税的美国公司设定了回迁的截止日期，并推动全球金融、税收信息共享，迫使跨国公司回流。
美国推动高标准制造业建设离不开提高工业资源的保障能力。2019年，美国页岩技术创新推动能源出口大增，67年来首次实现原油净出口。一旦能源、铝业、钢铁业的产能扩张确认了制造业回流的承接能力，白宫就可以开始探讨进口产品的原产地管制和碳含量等进口限制措施。
白宫力促传统行业重建资源保障能力的同时，也开始为争夺新兴产业的控制权布局，这种控制力的起点必然是知识产权保护。2017年8月，特朗普以“中国法律、政策和实践可能正在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为由，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展开“301”调查，并以此启动了一系列限制中国企业获得美国技术的措施。
对于高速互联的新兴制造业网络而言，基础设施安全需要恢复本土电信、电子设备的供应能力。没有这种供应保障，美国高标准制造业就无法推进。2020年8月，国务卿蓬皮欧宣布“清洁网络”计划，并明确清除电信网络、App Store、手机预置App、云设施、海底光缆、信道等方面的不信任因素，实现端到端安全。美国这种泛安全措施一方面为国内或盟友的电信设备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犹豫不决的相关跨国公司选择回流。没有这些企业的回流，美国的高标准物联网建设只能流于空谈。
有了物联网基础，白宫的下一步就是落实高标准的美国制造扩产。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跨国公司的质疑，特朗普政府只能选择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积极性，将企业家创新动力与国防部门积累的先进技术快速融合，以期迅速形成高标准的本土产能。美国国防部网站数据显示，2020年，中小企业直接和间接国防订单到手金额达到1350亿美元，其中，中小企业直接订单占比为27%，占到国防部订单企业数量的三分之二。随着特朗普政府强化调动民间动能的政策日益明确，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响应。2018年，美国NFIB小企业信心调查数据创下35年新高。
到2018年，美国第一的叙事、特朗普团队的国内改革和关税措施推动了更多消费品生产的回流，但并未形成新兴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效应。特朗普明星团队的政策遗产是改变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基调，设立了具有强烈选择性的政策体系。面对白宫的压力，跨国公司的选择多是将中国产能移向更有竞争力的东南亚地区，对于改变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情况并无帮助。
第三阶段：聚焦关键产业、走向多边协作
从2019年开始，全球供应链危机此起彼伏，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一览无余，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寻求各国政府的支持，不再抗拒牺牲短期利润、换取长期安全的回流安排。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观望态度开始转向配合美国重塑全球制造业格局。
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制造业积累的资源、技术和基础设施已经可以部分支撑供应链替代。2021年2月，拜登签署多个涉及供应链调整的行政令，包括100天内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完成评估。
从供应链安全入手，拜登政府通过了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通胀削减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法案，推动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质和药品等关键行业加速回流。这些法案涉及大量投资，但都限制了可以获得相关投资、补贴的企业必须达到美国制造含量的要求。2022年8月16日，拜登签署了《2022年通胀削减法》，一半投资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美国政府将向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最高7500美元税收抵免，但所购车辆的最终组装要在美国或者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进行，其所使用的电池至少有40%的金属原料和矿物（例如锂和钴）也要在上述国家开采、提炼。这些从天而降的补贴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私营部门投资。
上图（见图4）展示，公司文件中提及“回流”数量排名第一的行业是金属和采矿；2023年7月，通用电气（GE）公布二季度盈利报告，可再生能源部门海上风电业务的收入同比翻了一番，陆上风电在北美地区实现了强劲增长，从侧面验证了美国新能源建设中的进口替代动能。美国为新一代制造业的供应链做出了全面替代的准备。
随着美国制造业产能快速扩张，拜登政府开始引入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投资审批体系，以期加大对关键行业与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审查，特别是对物联网关键技术的控制。
第四阶段：制造业拥抱智能化，加速压缩全流程运营成本
2022年，OpenAI横空出世，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了全新的空间和标准。对于白宫而言，民间创新潜力开始释放，政策难度大幅下降。从2010年到2022年，美国转型高度依赖政策带动，2023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升级的看点将转向释放、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并加速制定全球下一代制造业的规则和标准体系。
过去十年，人工智能一直是美国制造业政策高度重视的领域。生成式AI技术的方向在于加速赋能中小企业和新技术开发。其中，生成式AI对跨模态数据学习和重新生成的能力对于制造业创新尤为重要：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执行以前被认为是人类才能完成的创造性任务，现在有潜力成为制造业流程各个环节的变革力量。生成式AI的作用在研发投入高、生产工艺复杂的高端制造业中尤为明显，半导体、制药、3D打印等领域的企业已经在快速积累较多积极案例。此外，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成式AI进入汽车、化工等领域，并带来运营效率的明显提升。
2023年4月21日，美国加州，工人在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图/视觉中国
智能化浪潮在加速进入美国制造。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成本结构的调整，更是有可能激发美国制造业积累的大量IP和创业激情。民间专有技术储备与智能化平台的接驳不仅继续推动制造业回流，还在将制造业推向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空间。
美国AI领头羊Palantir科技CEO（首席执行官） Alex Karp近期表示，AI正在让美国工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生产，未来算法和企业软件将决定制造业运营效率的高低。AI与各种自动化技术结合的既定目标就是挑战和替代非美国家的工程师红利。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
对于国内主要出口基地而言，美国进口替代的演变是决策的关键变量。未来几个季度，随着美国集中释放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电子、医药、锂矿等行业的在建产能，中国贸易和FDI（外贸）面临的压力会更为突出，电子和新能源行业出口面临的威胁应该是前所未有的。福特、LG能源、国内的国轩高科等陆续公布的在美磷酸铁锂电池项目，从2022年密集建设开始，已经逐步进入产能释放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提供了市场。随着美国转身扩大自身制造业产能，其进口需求走向收缩，还可能在全球市场进一步争夺出口需求。这种根本性变化对于全球资源、贸易、资本和金融流动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出口基地更是首当其冲。
2024年美国大选即将来临。为了保护国内产能扩张的积极性和获得竞选优势，白宫大概率会采取更为强势的贸易政策，预计将更多体现在电子、汽车、新能源、医药和纺织等行业，并扩张到对金融投资和网络销售平台的管控。美国下一步的制造业保障政策应该离不开对全球战略资源的争夺与控制，特别是稀土和有色金属。随着美国重新争夺对制造业标准和机制的控制权，更多经济体会被迫参与多边贸易管控和制造业规则调整，通过产品、投资溯源和穿透管理抑制中国出口和海外投资，迫使中国企业承担全球制造业产能迭代的成本。
未来几年，美国在完成经常项目调整的既定目标之后，会更加强调对创新的支持和保护，不仅会强化对高端技术的管控，也会更加关注重塑电子、AI、医药和军工等行业的基础标准，并强化对人才的争夺。
为了保护国内产能扩张和打造高水平制造业的积极性，美国货币政策大概率会继续配合贸易政策紧缩，逼迫国内投资聚焦制造业产能和制造业创新，防范私营部门资源大范围进入地产、金融等行业投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美国货币和贸易政策双紧的趋势无疑会直接影响到经常项目和汇率政策的走势。外部贸易政策持续收紧，对东莞等出口基地的冲击可能会日趋剧烈。从长期竞争力的角度观察，中国制造业需要尽快跟进全球制造标准的升级情况，特别是AI对制造业格局的影响。
〔作者为北京语势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曾任摩根士丹利资产管理（亚洲）中国机构业务负责人；编辑：袁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