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电池生产线。图/东莞图库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不少产业发展逐步遇到规模天花板、新兴产业增长快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在一些工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如东莞，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相比，我国的发展差距和发展任务仍然很大。这就要求我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要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探索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更多经验和增长路径。
东莞率先转型促增长，但也面临新挑战
2021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成为全国第15个GDP（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人口超千万的“双万城市”。2022年，东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1.12万亿元，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中排名第24位，也是仅有的6个“非直辖市、非副省级城市”的GDP过万亿城市之一。2022年，东莞市人均GDP达到10.7万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6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8%，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东莞的发展体现了转型升级的巨大成效。从1978年到2008年，东莞经过数次外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总体上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为主，“东莞制造”行销全球，逐步奠定了“世界工厂”的美誉。随着加工贸易业务的深入发展，有限的土地资源、外向依存度高等问题日益凸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莞迈入转型创新之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开始向创新程度更高、附加值更大的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升级发展，这次转型升级支撑了2008年到2022年从GDP不到4000亿元到超过1万亿元、年均6.8%的持续发展。
客观地说，进入新发展阶段，东莞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延续前一阶段增长路径，继续扩大制造业规模的空间越来越小。东莞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新的发展阶段率先面临新的发展问题。
制造业是东莞的主导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为5067亿元，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约为8500美元左右。图1列出了2020年228个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与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情况（包括了除瑞典和英国外的欧洲各国城市）。其中，横坐标表示各城市2020年的人均GDP值，纵坐标表示2020年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规模/城市人口），将东莞与这些欧洲城市相比较，在人均GDP1万美元至3.5万美元区间，东莞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城市。在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的欧洲城市中，有一小部分城市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东莞（图1中的右上角部分），但这些城市普遍人口规模较小，其中人口最大的德国斯图加特市人口只有279万人，远远低于东莞人口。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还是主要产业的市场需求看，东莞制造业规模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这对以工业为主的东莞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
欧洲城市的增长经验
实体产业是经济的根基，东莞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也意味着在现有的实体经济规模下，发展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在图1的220个欧洲城市中，有153个城市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但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在8500美元以下，换一个角度说，这些城市都用少于东莞制造业的规模，实现了远高于东莞的发展水平，其中的规律和经验，值得东莞学习和借鉴。结合国家层面的数据和城市数据，可以发现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特点（欧洲城市数据的指标较少，国家层面的指标较全面）。
一是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后，制造业发展“量”的空间有限是普遍现象。
欧洲城市经济发展的数据显示，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完成后，工业行业的增长速度往往显著放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行业普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增长速度也有可能很快，但完成工业化阶段后，这一趋势往往会出现很大变化。图2显示了2000年人均GDP小于1万美元共41个欧洲城市，在2000年-2020年的GDP和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名义增速）情况，在20年里，这41个城市的GDP年均名义增长率普遍在4.5%以上，制造业增速和GDP增长速度也大致差不多，有14个城市的制造业增长速度还高于GDP增长速度。图3显示了2000年人均GDP大于1万美元共184个欧洲城市在2000年-2020年的增长情况，这些城市多数的GDP增长速度小于4.5%，而且多数城市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显著小于GDP增速。在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快于GDP增速的21个城市（位于图中45%斜线上方的部分）中，有17个是德国的城市，德国这些城市制造业增长快，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入世以后强劲的工业设备需求。除了德国城市外，另外4个城市是意大利帕多瓦市、荷兰埃因霍温市、爱尔兰科克市和丹麦哥本哈根市，这其中，前三个城市人口都在75万人以下，哥本哈根人口较大，近150万人，但其2000年制造业比重只有10.0%，2020年也仅有11.9%。
二是不少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完成后制造业的增长空间相对缩小，但不少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图4显示了2000年至2020年，欧洲城市“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行政与支持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比值的变化情况。虚线以上的部分，代表2020年这一比值高于2000年的比值，由图可见两个现象：一是很多城市“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行政与支持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规模相比很高，一大半城市都在50%以上；二是几乎所有城市，“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行政与支持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在119个城市中（其余城市缺乏相应数据），2000年只有15个城市这一比值大于100，到2020年共有45个城市这一比重大于100。与此类似，图5显示欧洲城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住宿餐饮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规模都有巨大的增长。
三是制造业生产效率较快提升，才能支撑服务业更快发展。
虽然表面上，从欧洲城市的经验看工业化后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这一阶段服务业的发展仍然需要制造业的支撑，特别是需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能够持续较快增长。从需求方面看，只有高效率、高水平的制造业才能产生对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例如无论是检验检测、品牌培育、生产管理咨询，等等，都只有高端制造业才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制造业在规模扩张放缓的情况下，不能继续较快提高生产效率，就难以从需求端拉动服务业较快增长。从供给侧看，服务业普遍具有高人力成本的特征，也只有制造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并带动本行业和更多行业工资水平持续上升，才能推动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张。
总结来看，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是通过实体经济“质的提升”进而带动整个经济“量的增长”。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不断迈向中高端，不少原先包括在制造业生产内部的服务环节逐渐分离出来，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例如，根据日本的投入产出数据，1992年与1977年相比，34.5%的租赁业新增需求和36.6%的研发活动新增需求来自制造业生产环节水平。
二是制造业的要素回报提高会直接带动其他行业的要素回报水平提升，并直接带动经济总量增长。制造业处于国际竞争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竞争力水平，决定了各国资本和劳动等要素获得报酬的水平。而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其他行业的要素回报水平和制造业会高度趋同，或者说，非制造业就业人员也会具有类似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因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人均GDP）会主要由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决定。这也说明，随着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其他各行业的经济规模都会受益，因而整个经济规模可以相应增长。图6显示了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美国各行业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年均增长速度的情况，由图可以清楚看到，很多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很慢。例如，住宿餐饮、房地产、商务服务、教育等行业的生产效率增长非常缓慢，但这些行业的劳动报酬水平增长仍然较快，这正体现了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外部性。
探索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东莞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不断转型升级，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在工业发展空间有限的新环境下，继续实现经济总量较快增长，探索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一新路径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实体经济“质的提升”进而带动整个经济“量的增长”。具体来看，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发展。
第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促进制造业进一步升级。制造业发展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在“量”的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要坚决把“质”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东莞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存在巨大提升空间。2022年，东莞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约5060亿元，折合752.2亿美元，规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总数为209.7万人，制造业生产效率为3.6万美元/人。与图2中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例如，2020年希腊的制造业劳均增加值为4.8万美元/人，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是5.8万美元/人。
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很多，至少可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产业规模，在有发展空间的产业继续提高生产能力，扩大规模，由于就业人员的扩张往往会少于产出增长，劳动生产率会相应提高；二是继续升级产业结构，在总量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四是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用数字化进一步优化生产和管理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五是加强研发投入和创新驱动，通过更多的工艺、产品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此外，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大力加强有利于制造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提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扩大经济规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面。
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释放经济总量增长空间。以实体经济“质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量的增长”过程中，“量的增长”的主要空间在于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要求更低，发展空间更大，发展质量也更高。在当前我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工业部门的增量空间相对较小，服务业必然会成为经济中更加重要的部分，其在经济中的份额必然需要继续提升，也只有服务业加快发展，才能真正发挥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外部性。因此，虽然类似东莞等制造业大市在过去以制造业为中心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也不能一直延续过去的发展路径，而需要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探索、调整和优化。
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商务服务业是我国产业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东莞的情况也很类似。根据国际比较，我国在交通运输、邮电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产业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较小，差距较大的主要是商务服务业（包括法律和会计服务、管理咨询、科学研究与发展、检验检测、广告业与市场调研、设计等）。2018年，我国商务服务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7.9%，大幅度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例如，2018年墨西哥的这一比重为13.4%，土耳其为11.8%，阿根廷为21.1%，巴西为39.4%，智利为45.8%。图4显示很多欧洲城市这一类服务业都高度发达，因此，东莞可以优先把商务服务业作为重点，争取短期内有较大发展。
第三，全面提高城市综合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持续提高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以实体经济“质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量的增长”，对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离不开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也就是工资水平的较快上涨。传统上，不少企业把工资水平看作是一项成本，把工资上涨作为一个重要的压力。但实际上，劳动者报酬是增加值的主要环节，没有工资适度上涨，就不可能有生产效率的真正提升。只有较高的工资水平，才能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实体经济安心工作，减少过高的流动性；才能更有效地积累劳动技能，为制造业的升级奠定人力资本基础。或者说，只有建立起有效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才能真正走出以实体经济“质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量的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吸引和支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保障生产效率不断增长，需要综合提高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和生活吸引力。高层次人才不仅需要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水平，还往往非常强调好的生活环境。东莞紧临广州和深圳两大现代化城市，不利于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加强城市综合水平的提升，要对标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的标准，全面提升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和人文生活设施，率先建设现代化大都市。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编辑：张燕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