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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怎么走出地方债务危机的？
徐忠：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
上世纪80年代末，地方财政已经难以维持，巴西连续出现三次地方债务危机。第一次债务危机发生在80年代末，外债率先出问题；第二次债务危机发生于1993年前后，地方政府对联邦金融机构的债务也出现问题；第三次债务危机发生于1997年，各类债务纷纷违约，很多州银行出现问题。
三次地方债务危机后，联邦政府认识到，只有彻底解决财政体制的问题，才能根治地方债务危机的隐患。2000年以来，巴西经过数年努力，逐渐走向相对成熟的央地财政关系、建立了现代财政体制。
一是通过立法硬化财政纪律约束。
2000年颁布《财政责任法》，在立法层面将财政软约束转为硬约束，对规范财政纪律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为州政府设定支出、举债的硬性限制，并禁止联邦政府紧急救助州政府；另一方面，加大监督与惩罚力度，提高州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的透明度，追究违规举债或无法偿还债务的相关人员责任。
二是推动养老金改革与基建支出方式调整，控制公共支出。
本世纪以来，巴西对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渐进式改革，向个人账户的预筹积累方向改革。2000年后大力发展补充性个人养老金、2012年针对公务员建立一笔补充养老金，都具有明显的个人账户、积累制特征。在基建支出方面，2004年颁布《公私合作关系（PPP）法》，政府可将项目开发委托给私营的合作机构，向最终用户收费，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
三是不断优化政府间的收入与债务结构。
通过增加税种、调整税率来调节各级政府的收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1993年-2005年，税收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5%提至37%。此外，通过债务置换与转移支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得到调节。1993年，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净债务之比为104%，2010年为222%。不过，地方政府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税政，不能自主设立税种，这是需要继续优化的。
总结看，巴西化解地方债务危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有三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值得镜鉴的。
首先，对地方债务的救助力度要足够，才能救助成功；与此同时，要建立激励相容的央地财政关系，才能防范道德风险。
其次，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与财政的能力逐渐适配是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又与养老金改革、基建支出方式有关系。
最后，大国经济体的财政体制选择非常重要，要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的财政管理体系。这种“分灶吃饭”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强调科学划分央地财政职能和收入，通过财政纪律，让地方政府自我平衡、自我负责，不能乱花钱、乱打赤字，也不能变相乱打赤字。
学术观点
补库存开启的前提是总需求回升
招商证券研发中心 谢亚轩
“本轮库存周期的共识与分歧”
《中国外汇》2023年第22期
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速向上为“补库存”，增速向下为“去库存”。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与库存增速共同构成四个象限：企业营收与库存同升为“主动补库存”，营收与库存同降为“主动去库存”；经济需求意外收缩，营收降而库存升为“被动补库存”；经济需求意外扩张，营收升而库存降为“被动去库存”。从历史数据看，前两种情形属于经济中的稳态和常态，一般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后两种情形属于企业家调整行为适应需求意外变化的阶段，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尤其是“被动去库存”阶段。补库存开启的前提是总需求长期稳定回升，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等价格信号、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等指标才能保持增长势头，“主动补库存”也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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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经》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