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半，城市还没醒来，小鸥（化名）已经出门。她在上海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上班，最近出差，她都会选择最早的那班飞机。理由很简单，因为便宜。
“差两个小时费用就差很多。”小鸥说，基金降费后，各家公司开始提倡“能省则省”。打印资料，能双面打印就不单面打印；寄快递，能走普通快递就不走顺丰；甚至会议室里的水，也从550ml偷偷换成了300ml的小瓶或者更实惠的纸杯。
“我们公司已经开始裁员了，有些不需要专设的岗位就撤掉”“分到的活儿更多了，但是工资不可能涨了”“年终奖都不知道有没有了”“基金经理业绩不好的也很危险”……不知不觉中，基金降费给行业带来的影响正逐步浮现。
2023年7月初，证监会发布了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详细部署了基金降费改革的阶段和相关举措，开启了基金费率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多家头部基金公司陆续发布降低主动权益类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公告，酝酿多年的公募基金费率改革由此拉开大幕。交易佣金、申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等费率的改革渐次展开，涉及领域包括基金公司、券商、银行、第三方销售机构、买方投顾等。
12月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管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定》），正式开启基金费率改革第二阶段的工作。
《规定》内容主要包括：合理调降公募基金的证券交易佣金费率，持续完善证券交易佣金分配制度，强化公募基金证券交易佣金分配行为监管，进一步优化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披露机制。
据测算，第一阶段的基金降费每年将节省投资者费用支出约140亿元，第二阶段的降佣预计每年将节省62亿元，两阶段降费改革将为投资者节省超过200亿元。
这一轮行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降费行动，从时点来看也颇有深意。恰逢中国基金业诞生25周年，基金存续规模超越银行理财，成为资管业领头羊。
经过25年的发展，基金已成为中国民众最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之一。早在2021年底，中国基金投资者就已超过7.2亿人，位居世界第一。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买过基金。中国公募基金规模也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13倍，从2万亿元增长至28万亿元。
与此同时，“基金挣钱基民不挣钱”的问题已在近两年演变为“基民和基金都不挣钱，只有基金公司和渠道挣钱”。
此前曾担任公募基金经理的周应波，其管理规模曾超过500亿元。他观察到，在基金这条产业链里，基金业绩转化为投资者收益是很不容易的，基金经理挣到的一块钱，由于各种原因，传递给投资者时只有五毛钱甚至更低。
有业内资深人士对《财经》表示，持续三年的基金牛市令基金规模迅速增长，但规模与能力不匹配带来的后果也逐渐显现，从基金公司到基金代销渠道再到广大投资者，至今仍在为此买单。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场降费改革具有多重信号意义。
中信证券认为，“费改短期影响产业链的盈利能力，长期倒逼补足投顾短板，加速向资产配置转型。资管和财富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有所作为。”
“在这个时候推行降费，虽然给从业者带来了难度，但它也给行业带来了正面影响。它反映出监管层推动普惠金融的决心和方向。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向《财经》表示。
基金降费传导链条
在讨论基金降费之前，先做个简单的科普：当你入手一只基金时，你将支付哪些费用？
最先接触到的是申购费和赎回费。它们会在每一次交易前扣除，清晰可见。这笔费用大部分由基金销售渠道收取，申购费在0.5%-1.5%之间，赎回费根据持有期时长来设置，最高1%。
其次是管理费和托管费。这项费用写在基金的基本档案里，也不难查到。管理费由基金公司收取，在0.5%-1.5%之间；托管费则由托管银行收取，主动权益类基金在0.25%左右。
以上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显性费用。还有一些费用，隐藏在基金资产的成本里，最终也由投资者来承担。比如基金公司在交易股票和债券时产生的交易佣金，这部分花费由基金资产支付给券商，其中也包含了券商研究所提供研究服务所需的费用。
以上费用构成了买基金时的大致成本。如果你在银行等传统渠道购买主动权益类基金，持有时间刚满一年，那么每年总成本至少为3.5%以上，包括1.5%的申购费、1.5%的管理费、0.25%的托管费、0.25%的赎回费以及交易佣金等。
此次基金行业费率改革的对象，正是这些成本。
首先引起舆论关注的是基金投资者很难注意到的隐性费用——交易佣金。在这一项里，“甲方花丙方的钱高价购买乙方的服务”是行业长期以来的“潜规则”。券商提供的服务项目中，不仅包含了得到监管许可的研究服务，也包含了不被许可的其他资源，如基金销售、软件采购等。
其次是关于管理费的调降。不同于交易佣金的抽屉协议，管理费收入是摆在桌面上的生意。这是第一阶段费率改革的重点工作，目前大部分公司已将主动权益类基金的管理费与托管费分别下调至1.2%与0.2%以下。
接下来，将是基金销售环节的改革，主要包括申购费、尾随佣金、销售服务费等方面的调整。根据此前监管要求，相关改革措施涉及规则修订，将于2024年底前完成。
当前不同渠道对于基金申购费的折扣力度不一。互联网渠道最低可以做到一折，而多数银行渠道的基金申购费没有打折。根据监管要求，后续将引导基金销售机构对公募基金认申购费用加大折扣力度。
销售环节的改革还包括：进一步降低基金管理人尾随佣金，并研究不同类型基金产品设置差异化的尾随佣金支付比例上限；规范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收取；研究实施按照投资者持有基金期限设置阶梯下降的费率模式等。
此外，关于费率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也将被强化。未来，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年报都将更清晰地展示基金产品的各项费用，包括基金公司收了多少管理费，支出多少尾随佣金，证券交易佣金支出怎么分配等等。这部分改革预计将于2023年底之前完成。
纵览此次基金降费在全行业的传导及影响：管理费下调后，基金公司首当其冲；后续认购费率和尾佣比例的调整将对销售渠道，尤其是银行、券商等传统销售渠道的基金业务产生较大影响（主要为申购费率的折扣），而基金公司方面将受益于尾佣比例的调降；后续对交易佣金费率调整，则将对券商研究所产生巨大冲击。
中信证券对降费后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管理费方面，公募基金行业管理费收入下降约9%，头部主动权益基金公司管理费下降5%-15%；托管费方面，行业托管费收入下降幅度为7.5%。“在管理费调降以后，中国头部公募基金的净利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已经基本与国际头部资管机构相当，我们认为头部机构保持合理的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水平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交易佣金方面，预计证券公司相关收入下降2%-3%。“参考费率改革通知，在交易佣金费率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佣金费率水平两倍的要求下，如需保证证券行业经纪业务不亏损，我们测算机构交易佣金长期下调下限在0.034%左右。”中信证券此前称。
销售环节方面，中信证券认为，由于基金代销在银行和券商收入中占比较小，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第三方渠道。以20%作为行业平均利润率假设进行测算，预计20%左右的渠道费率降费幅度上限相对合理。
而对于大多数基金持有人来说，降费对于投资收益的年化影响不足1%。因此，基金降费也没有在更大范围的公共平台上引发大规模讨论。
有投资者认为，“总比亏钱还不降费率好。”更多的投资者则表达了对基金亏损的不满。他们认为降费是隔靴搔痒，并不足以让他们再次信任基金公司。还有投资者称，“如果基金能给我赚钱，我愿意给更高的提成。”
与券商的隐秘契约被打破
在基金降费改革涉及的名目中，券商交易佣金被视为最不合理的一项。
肉眼可见的不合理现象是：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过高。当券商面向散户的经纪业务佣金从最早的0.2%（千二）降至如今最低只有0.01%（万一）时，基金支付的佣金还在执行早期0.08%（万八）左右的标准。
高佣金从何而来？除了上述高于散户的交易费率，还有两大因素：一是部分基金公司过高的换手率；二是公募基金业10年13倍的规模增长。
“机构专用席位肯定比散户的成本更高一些，获得卖方研究服务需要付费，这些都有成本。但从万八到万一的差距显然不公平、不合理。”李平（化名）在券商、基金领域从业近20年，他认为，不合理的关键因素在于，随着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交易量与过往早已是天壤之别，卖方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了畸形繁荣。
“原来证券公司做卖方研究的其实不多，研究部主要为内部投行服务。后来有了佣金，就有了大量研究所。问题是，我们有必要有这么多研究员吗？”李平称。
一方面，卖方研究产能早已过剩，研究同质化严重；另一方面，基金公司支付的佣金费率和散户的差距大到离谱。李平说，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事情不可能持续下去，只是缺少了一个契机。
高额佣金被用在了什么地方？一部分给了研究所，另一部分则给了基金代销。
“一般情况是五五开，A股行情不好的时候研究所占比会更低一些，有时候跌到四成以下。”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所长告诉《财经》。
“有些公司规模大佣金多，但没有那么多的投研服务需要支付，有些就拿剩下的钱换基金的销售。尤其是在抢占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市场份额的时候，有的拿60倍、80倍来换。这确实过分了，该管管。”一家小型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财经》。
尽管相关监管法规禁止基金公司在选取券商交易席位时和基金销售挂钩，但佣金与代销的挂钩在业内早已见怪不怪。
一位券商营业部人士告诉《财经》，以佣金换取代销量的销售政策对他们来说一直是公开的销售要素。对于各地分公司和营业部来说，如果销量足够高，还能赢得额外的奖励。
总结上述现象，分仓佣金收费高企却又长期持续，以佣金置换代销资源的灰色手法大行其道，研究同质化严重仍然前赴后继……种种不合理构成了分仓佣金的荒诞故事。
“荒诞的故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时间长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把它消灭掉，或是技术或是监管，或是仅仅某件小事就能把它捅了，否则这个社会无法进步。”李平认为。
根据此前某地方证监局发布的通知，分仓佣金调整方向包括：降低佣金费率至平均水平的两倍以内，堵住佣金换销量的灰色通道以及对某些特定券商的利益倾斜。佣金费率降低后，将对券商、基金行业、投资者等多方面利益产生影响。
《财经》了解到，在此次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基金公司已陆续与券商重新签订产品合同。
“新合同约定了新的佣金费率，基本是按照监管要求来的，即市场平均费率的两倍以内。”一位券商研究所人士称。
部分新合同中，将分仓佣金比例从原本的万分之八降至万分之五以下，也有机构下调至万分之四。此外，更多受访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目前尚未签订新的合同，新开的席位佣金仍按万八计算。
“降佣的主要是小券商，大券商仍在观望和谈判中。”有业内知情人士表示，小券商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被动成为此次佣金改革的“先头部队”。
“之前地方证监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合理下调佣金。但我们理解它不是正式要求，只是在征求意见，后来也没有下文了。圈内有些大公司已经开始谈了，我们不会这么激进，还是等待监管的明确通知。”华南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说。
此次新规中对券商佣金下调做了明确规定：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被动股票型基金的股票交易佣金费率原则上不得超过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且不得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等其他费用；其他类型基金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费用的，股票交易佣金费率原则上不得超过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的两倍。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定期测算并向行业机构通报。基金管理人与证券公司约定的股票交易佣金费率高于前款规定的，应当在三个月内完成交易佣金费率调整。
基金降费后，研究所另一块被压降甚至清零的业务是软佣金（下称“软佣”），指券商代基金公司购买万得、恒生系统等软件，基金公司以佣金的形式付费。
新规明确指出，严禁使用交易佣金向第三方转移支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外部专家咨询、金融终端、研报平台、数据库等产生的费用。
“软佣以前也是研究所收入的重要来源，市场好的时候还能挣一些价差，但现在也被监管叫停。”一位分析师说，“券商代购软件主要是赚个吆喝，因为它可以算在营业收入里，提高市场占有率，间接提高研究所排名。”
此次降佣将对券商业务产生多大影响？以2022年数据测算，新规实施后，公募基金股票交易佣金总额将由188.68亿元下降至126.36亿元，降幅为33%，每年为投资者节省62.32亿元。
此前业内人士推断，降低分仓佣金比例后，蛋糕整体变小，代销与研究之间的分配格局将重新洗牌。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支付给代销是违规的，支付给研究服务是允许的，应该把代销的部分压缩甚至砍掉。但也有人认为，销售是刚需，应该会挤占研究所的部分，就看各家公司怎么决定了。”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
不过，新规还是给券商研究所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根据新规，严禁基金公司将证券公司选择、交易单元租用、交易佣金分配等与基金销售规模、保有规模挂钩，严禁以任何形式向证券公司承诺基金证券交易量及佣金或利用交易佣金与证券公司进行利益交换，严禁使用交易佣金向第三方转移支付费用。
规定同时强调，“我会及派出机构将全面加强交易行为监管，对相关违规行为从严从重问责。”
“如果新规能认真实施，那对券商研究所来说确实是利好。”一位研究所所长告诉《财经》。
对研究所来说，和代销抢蛋糕的问题可以喘口气了，但仍需直面低迷行情下的惨淡经营。
“我们代销本来就比较弱，佣金下调对我们的冲击和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有些核心客户已经基本没有交易量了，三季度研究所的收入非常难看。”一位小型券商研究所分析师说，今年以来他已经经历了三次降薪。
“越来越多的研究所会被撤掉，即使不撤也要大幅缩减规模，甚至不再做卖方研究。尤其是后入局者，如果只是单纯地去建立几大研究业务，很难和成熟的研究所竞争，去砸钱也属于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波澜。”某中小券商研究所前负责人表示，研究所这条路很不好走，“想杀进排名前十，对券商来说投入是巨大的，至少是几个亿起”。
大型券商研究所早已未雨绸缪。“三年前我们就在努力开辟第二曲线收入。”前述大型券商研究所所长表示。
“券商研究所竞争格局将进一步分化，更有经济效益、规模更大、研究覆盖面更广的研究所，可能会相对保持较为稳定的收入，甚至收入有望继续提升，也将集中更多客户资源。”一位资深研究人士认为，未来研究所的创收模式需要多样化。在他看来，未来可能会出现面向C端客户的商业模式。
基金公司调降管理费
有分析人士认为，基金降费的目的，正是对“基金挣钱基民不挣钱”的困境破局。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基民不挣钱，基金也不挣钱，只有基金公司和销售渠道挣到了钱”。
Wind（万得）数据显示，万得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885001）自2021年2月18日达到历史最高峰值后，一路震荡下跌，其间虽然也有收益的“蜜月期”，但截至2023年12月8日，仍较峰值下跌了34%。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41%，上证指数下跌19%。
从基民的实际收益来看，2020年是基民收益最好的一年，主动权益基金的利润高达13211亿元。但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就降到了1986亿元。进入2022年，基民收益告负，全年净亏12924亿元，将2020年的利润几乎抹平。
而对于基金公司来说，过去三年的管理费收入跟随规模节节攀升。2019年底，基金总规模为14.8万亿元。而到了2023年6月末，总规模几乎翻倍，达到了27.7万亿元，反超银行理财，实现历史性跨越。管理费方面，行业管理费收入总额2019年底为633亿元，2022年底为1459亿元，增长了1.3倍。
有投资者在网络中提问，历史上所有的公募基金，挣到钱的有几只？《财经》对此进行了统计，答案出乎意料：
截至2023年12月9日，全市场公募基金共有19806只（不同份额分开统计）。其中亏损的产品共有8026只，占比超四成。这些仍在亏损的基金平均成立年限为2.25年。
“这几年发了太多的新基金产品，亏损比例又非常高，难怪基金讨人嫌。”有业内人士评论道。
大面积亏损带来的投诉已如雪片纷至各个渠道。张林峰（化名）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分行的产品经理，他告诉《财经》，当前他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处理基金客户投诉。
投诉众多，新发基金的销售更加艰难。为了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一线销售人员不得不自掏腰包买入基金。
“现在卖产品拼的是谁钱多，大家都在用自己的钱买公司考核的产品。”阿雅在一家头部券商营业部担任客户经理。她告诉《财经》，今年感受到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无力感，特别艰难，“有员工自己买了几百万元，他妈妈都不跟他说话了”。
与此同时，真正的客户配置资金已经很难逼出来。阿雅说，有些投入几百万元的老客户，现在能买5万元、10万元都是很大的单子了；普通客户给面子，最多买1万元。“现在一天累死累活也卖不了5万元。”
“现在卖基金很容易挨骂。2021年的时候你说低位布局，人家信了。2022年继续低位布局，人家信了。现在已经第三年了，你还能说什么？三年布局还不够吗？”一位银行理财经理无奈地说，“冬天太长，种子都冻死了。让客户拿什么来坚持长期主义？”
另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公募基金规模的持续创新高，几乎都来自投资者的新增投入，而非投资收益，且要扣除投资亏损带来的缩水。
2020年初至2023年6月末，公募基金资产总净值增长了12.77万亿元。另一边，同期仅仅新发基金的总额就达到了6.54万亿元，新增产品数量5251只。
其中混合型基金规模的增长最为典型：规模增量为2.38万亿元，同期新发基金总份额达3.67亿份，截至目前新发基金留存总份额为2.13万亿份。也就是说，2020年初至今混合型基金的规模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新发基金的发行。
“很多前辈说‘规模是做出来的，不是卖出来的’。但这几年行业不断内卷，规模真的变成了卖出来。”一位基金从业人士如是说。
反思公募基金当前局面的成因，一位基金从业人士称，“过去公募基金的生态是奖励进攻者，很少有人夸你防守做得好，这也导致了公募的动作变形。没人关心基金公司是否帮投资者挣到钱，只关心谁的规模做得大。”
“从每一家基金公司和渠道的角度来说，在牛市做大规模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熊市来的时候，就算你在牛市里很有良心，在熊市中规模也很难扩大。相反，因为基民被高位套牢（在牛市发行的），没良心的规模反而稳定。”张林峰说，“本质上是劣币在驱逐良币。”
他甚至自编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行业之殇，叫“孽业共担”，“全行业都在为之前规模与能力不匹配的行为买单”。
这不是基金行业第一次经历“看天吃饭”的周期性低谷，但却堪称压力最大的一次：对内，过去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过度强调规模等行业集体性迷失需要反思；对投资者，大片飘绿的产品业绩难以交代；对国家，作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公募基金身肩“活跃资本市场”的重任。
因此，基金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降费改革是其中一环，降低管理费是第一步。
2023年7月8日上午，易方达、广发等多家基金公司发布降低旗下部分产品管理费及托管费公告，主要产品涵盖目前管理费超过1.2%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和少量其他管理费较高的品种。
根据监管要求，7月10日起，所有公募基金公司新注册产品管理费不得高于1.2%，托管费不得高于0.2%。此次下调为全行业范围的下调，首批下调公司为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前20的机构。对于尚未下调费用的中小型基金公司和存量产品，将争取在2023年底前调整。
从基金投资者角度来说，投资主动权益基金的成本将从1.74%（管理费与托管费的平均值）下调至1.4%，降幅在20%左右。这意味着每年将省下0.34%的成本，每1万元将省下34元。
基金公司以管理费为核心收入来源。调降管理费，对于基金业来说无疑会产生连锁反应。
从基金公司层面来说，中小型基金公司受到的冲击显然更大。“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最头疼的就是降费带来的压力。急需发展其他业务，用其他收入来对冲主动权益基金收入的压降，比如专户。”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财经》，“办法总比困难多，各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来评估。”
主动权益基金降费后，关注此事的投资者对此充满期待。王亮（化名）认为，基金降费后，基金公司没有那么容易旱涝保收了。这会倒逼它们优化自身的竞争力，出色的基金经理也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盲目做大规模。“那些实力不够的基金和公司会被淘汰，我买到爆雷基金的概率就会更小。”
倒逼销售渠道改革
在银行工作多年，张林峰感受到基金降费可能带给银行基金业务的变局。“尾随佣金下调，叠加当前市场状态下保有量随着净值下降，基金业务在银行里可以直接调动的资源减少，业务可能会被边缘化。”
“不过基金业务的边缘化对银行来说也会有好处。”张林峰话锋一转，“边缘化之后，就不会有过多的行政干预。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要么躺平，要么专业化。”
张林峰认为，边缘化之后才会有专业化，“之前满市场的定制，就是行业整体步子迈得太大，导致规模与能力不匹配”。
对于基金销量较高的券商营业部来说，降费也意味着业务的大调整。
“以后可能会投入更多精力卖私募产品。私募量化的交易量大，超额业绩如果不错的话，还有后端收入。”阿雅告诉《财经》。
也有券商人士认为，基金公司会更有动力去扩大产品规模，以期以量补价维持收入平稳，因此基金公司对销售渠道的服务需求可能更大。
齐凯（化名）在一家券商负责投顾业务。他认为，对于自己所在的券商来说，买方投顾是基金降费后唯一可能再多收一道钱的业务，投顾业务的角色有望从“后备役”转正。
一些财富管理业人士和研究者认为，基金投顾业务间接受益于这场降费改革。
目前，买方投顾的主流费用一年在0.1%至0.5%之间。利好的逻辑是：对客户来说，降费省下的钱用来购买投顾服务，不需要花额外的钱可以拥有更好的投资体验。
但买方投顾的实际体验并没有那么乐观。
一线销售阿雅告诉《财经》，她所在的券商都由一线人员直接接触客户。但一线人员在每周各种产品的销量任务上疲于奔命，“我都好久没有管过我的投顾客户了”。
阿雅记得投顾最初如火如荼的推广，督导强度很大。“当时每周要推广一定数量的客户，完不成就要关‘小黑屋’，拉个群，每天交代推广名单和沟通记录，完成任务才能出群。”
“2022年是用高激励+强督导的方式卖产品。今年高激励没有了，强督导增加。”阿雅说，一线人员的动作完全跟着KPI走，基金投顾是其中一个占比微乎其微的项目。虽然中长期来看公司给的激励不差，但目前不是短期内会被督导的项目。在阿雅看来，如此KPI强度和急功近利的土壤难以培养出细水长流的投顾。
齐凯已经张罗了很多次线下交流会。深入一线后，齐凯发现，客户根本分不清这个行业里谁是谁。“很多人不知道基金经理、基金投顾、客户经理之间的区别。他们只是想找个人问问，为啥买的基金都亏了。”
齐凯告诉营业部的同事们，其他代销业务是玻璃杯的石头，投顾是水。“你加一点水，跟客户的黏性就多一分，投顾可以成为你的业务蓄水池。”
他希望同事们能理解投顾的价值，但又不希望他们把身家全掏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他们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除非公司层面、行业层面能把投资者获得感作为KPI树立起来，我们才能在行业里有生态位。”
齐凯说，眼下最大的问题在于：投顾新规意见稿发布了，买方投顾的大旗也竖起来了，但是没有粮草也没有兵器。他希望监管能像对基金公司那样，让财富管理机构也将“投资者获得感”纳入考核要求。“现在对于渠道来说，只有收入和规模考核，自然就没有以‘客户为中心’的动力。”
“对于基民不挣钱的问题，其实基金公司不是主要原因，核心问题在渠道。”齐凯告诉《财经》，“客户都在渠道手里，不在基金公司手里。因此，相比之下渠道端的改革是更加重要的东西，但目前还没有开始。”
财富管理的概念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流行。但齐凯认为，真正意义的财富管理，还是在2018年资管新规之后。“我们国家的财富管理生态还非常早期且原始，大多数人还是以销售的思维来做。”
买方投顾被认为是传统基金销售格局的颠覆者。且慢投顾主理人杨晓磊打过一个比方：现在的基金投顾，就像2007年的新能源车。
星辰大海的目标还很遥远，边缘化、收入低却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当我们在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时，希望能看到被定价。考核也好、奖金也好、业务倾斜也好，得告诉大家做这件事的价值。”齐凯说。
能够躬身入局者，无不乐观且坚定。杨晓磊半自嘲半正经地说，“利润高的地方竞争的人就多，我们这里竞争格局很稳定。基金投顾拥有宽广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来自于业务实在不怎么挣钱。”
阵痛后的生态重塑
2022年4月26日晚，证监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关于基金行业的重磅推文，名为《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中强调了公募基金在资本市场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并对行业提出了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行业成为心系‘国之大者’的践行者。”
彼时，所有人都在期待基金业的美好未来。很少人意识到，想要成为“国之大者”的践行者需经历怎样的行业阵痛。
此前，管理费的下调在业内早有较大争议。有研究人士认为，这是一场“头痛医脚”的实验，并不能解决基金投资的核心问题，反而加大了中小机构的生存难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中医式的复合疗法，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调理亚健康的行业生态。
中信证券认为，市场化逻辑演绎下，公募基金降费是“机构化率提升—市场有效性提升—主动超额回报下降—被动占比提升—被动产品价格战—主动产品降费”的必然结果。“费改短期影响产业链的盈利能力，长期倒逼补足投顾短板，加速向资产配置转型。”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财富市场核心矛盾在于资金端，如何做好客户与产品服务的适配，投顾牌照广泛化更具迫切性。”中金公司研报分析认为。
“资管、财富机构商业模式需回归本源，其商业可持续的基础在于服务客户财产性收入。”中金公司认为，从产业链角度看，资管机构负责构建资产组合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财富机构作为客户与金融市场连接点，做好基于客户需求的金融方案服务；两者协同合作推动资管机构高质量发展和财富管理买方投顾转型。
降费改革对投资收益的直接作用是微小的。也因此，在投资者这端，这场降费改革并没有得到更大范围的热烈反响。
“基金业绩转化为投资者收益是很不容易的。”周应波在离开公募基金业时称，“公募基金的投资管理与基金投资行为之间，相隔着基金投资研究配置、基金发行、渠道销售等诸多流程，还存在着各环节考核短期化、追涨杀跌的情况。”
“基金经理赚的钱和投资者收益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被损耗掉了。你看着它是一个管道，但它可能是一个损耗巨大的迷宫。”周应波告诉《财经》。
在基金公司层面，《财经》在行业走访过程中发现，基金降费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体现在营收方面的冲击。在行业形势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从业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一家以主动权益投资见长的个人系基金公司人士告诉《财经》，近年来他们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投资方法论上。以宏观因子为例，以往经济好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基金经理不太关注宏观，但未来必须要关注宏观上的紧密性，一些行业需要适当规避。
“要做学霸，就必须提高胜率和精准度。能得分的地方一定要得分，哪怕赚的少也要赚到，不能到处失分。”前述人士表示。
也有公司开始重新思考产品布局。沪上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认为，当前基金业在主动权益类基金发展陷入困顿后便集体转向ETF，这并不是件好事。
此外，关于ETF的行业竞争也将随着交易量换销量的灰色通道被堵上，当前竞争格局亦将面临新变化。“所有公司都能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竞争，这个赛场不再只属于个别交易量大的头部公司了，对行业来说是好事。”有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基金降费的大幕拉开，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寻找新的解题方式并反思过去。“我们应该卖那么多的高风险基金吗？”“老百姓究竟需要怎样的产品？”“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圈究竟是什么？”“应该走工具化方向还是资产配置方向？”“基金销售平台应不应该有价值观？”“金融科技如何真正向善？”
这些“灵魂拷问”的答案，真正揭晓时或许已是三五年后，各家公司今天的战略选择也将决定未来三五年的行业格局。
（《财经》记者张欣培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