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社融增速不及市场预期，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一方面社融存量规模已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央行也给出提示，认为市场应更关注信贷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此外，还有地方政府面临化债压力，以及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欲有待进一步提振等解释性分析。
在不少人士的分析中，“产能过剩”成为一个关键词。但针对此轮一些行业和地区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时空来加以分析，才能更精准地找到症结，并更好地对症下药。
地方政府绩效竞争曾被认为是关键推手。应该说，“亲商型”地方政府和它们彼此间的竞争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之一，尤其在产业和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时段，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规划和落实，以及构建“拟制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对于一些地方迅速摆脱落后局面，对于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弯道超车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其所规划和引进的产业是相对成熟的产业，这一点在合肥、成都等近年来赶超佼佼者的成绩清单中显现得很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绩效竞争有其内在周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对于企业，政府所动用的财政和金融资源更讲求回报的及时性和稳妥性。
而在2008年以后的赛局中，中西部地区的表现格外抢眼，便与中国产业成熟赛道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与地方政府携手布局能力越来越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快速做大做强，但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或多或少不利于耐心资本的养成和更有创新含量的新赛道的推出，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产能的阶段性过剩。
此外，由于此前在沿海地区行之有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模式已然娴熟，作为后发者的中西部地区用起来也格外得心应手，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赶超和城市化补课往往齐头并进，投资态势便如烈火烹油。而赶超型经济体的金融资源支持往往以信贷为主，中西部也不例外，这也是中国社融规模近年来迅速攀升的主要推手。
竞争总有胜负，弯道超车中总有落败者和失意者。当人们关注合肥和成都等地的成功经验时，也可能有意无意间忽视了那些落败者和失意者所积累的负面效应。当前，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局部泡沫化、产能阶段性过剩、地方债的累积，与中国社融总量的攀升和阶段性失速相互交织，成为一个多面一体的问题，拆解和应对起来也格外需要耐心。
当然，问题的出现和应对无妨中西部阶段性赶超的合理性和成就。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赶超，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冲击较大的沿海地区的休养生息和再出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也居功至伟。没有中西部基础设施的跃进，“我的阿勒泰”不可能成为“你的阿勒泰”，绿水青山也无缘变成金山银山。如果拉长视界，产能过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个伪命题。每一轮新产业和新赛道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旧产能”的再利用，比如新能源车的蓬勃发展对此前人们心目中显然属于传统过剩的电子产业就提出了新的需求。
世间事，只蒙其利，不受其弊，几无可能，无非是利弊的动态权衡和相机取舍。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既要因时因地施策，更要有全局思维。
接下来，中国经济要通过新一轮阶段性引擎和动能的再造，以沿海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和引领中西部地区的新一轮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中央提出的沿海经济大省要挑起大梁，其深意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