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论法律经济学》（中文版）
〔英〕罗纳德·H.科斯 著
李井奎 陈春良 胡伟强
茹玉骢 罗君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4月
在大学里，宿舍公共空间的使用冲突一直是学生生活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空间有限，而且大家作息和习惯相差较大，所以容易产生各种矛盾。我最近在学校食堂就听到了如下对话：
一个男生问迎面走过来的四个男生：“你们干什么去？”答曰：“出去上网打游戏。”男生回应：“在宿舍打游戏不香吗？”再答：“宿舍有人在睡觉。”作为大学老师，一方面觉得学生生动、简洁的问答很有趣；另一方面也发现，大家娱乐的方式和十几年前差不多。但如果从科斯定理来思考，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在初始状态下如何分配，资源最终都会属于认为资源价值最高的人，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毫无疑问，在上述对话中，睡觉的权利被认为是宿舍公约中高价值的事情，其带来的效用至少高于其他几人打游戏带来的快乐效用。
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均衡”是如何实现的？上大学前素未谋面的几个人，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互动，建立起宿舍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和契约、明确宿舍使用权的优先顺序的？
科斯认为，当事人谈判是解决产权分配问题的最佳办法。在宿舍生活中，学生也是通过彼此日常的互动来划定谁享有宿舍安静的权利、谁享有打游戏的权利等诸多权利的边界。如果彼此产生矛盾，甚至有可能发生支付行为。
设想在某门核心课期末考试的前一晚，你想在宿舍复习考试，而你的室友邀请了几个老乡来宿舍打扑克牌。大家都认为自己对宿舍的使用具有支配权。如果产权不清（没有形成明确的规则或契约），就会产生矛盾。如果既往形成的宿舍规则明确了安静学习的权利优先，那么，你的室友若认为在宿舍打牌的效用比在棋牌室打牌的效用高，就可以向你支付差价，让你去外面的图书馆或收费自习室学习，你因此获得相应补贴。如果既往形成的宿舍规则认为消遣娱乐的权利优先，那么你可以支付差价给室友，请他们去其他场所打牌。这样带来的双方福利改进可能是最大的。
而如果没有协商和产权界定，就可能导致单方面长期的隐忍，进而激化矛盾。如果通过大家共同谈判进而达成“契约”以外的方式处理，则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与组织成本也会很高。鉴于打牌和复习的角色并不固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和“受益者”，为了减轻交易成本和生活矛盾，进行产权的界定就非常必要。稳定的预期和大家信服的契约，可以明确减少互动和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组织和交易成本，实现良性互动。这也是我认为马上进入大学、开启住宿生活的准大学生最值得从科斯定理中学习的地方。
由科斯等人开创的法律经济学作为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学分析方法，通过引入微观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和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立法活动、司法执行与法律制度结构背后的合理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通过激励理论、博弈与均衡分析，为法律的制定和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概念，也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通常用Y=A·F（K,L）刻画经济增长。此公式中既包含了资本（K）、劳动力（L）投入带来的规模产出，又包含了技术进步（A）与生产组织形式优化（F）带来的经济增长动能。
如果将其拆解为科学技术、产权与组织形式、资本与劳动力四要素，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仅通过制定专利法保护科技进步、以法律形式确立和保护产权，而且通过公司法等商事法律保护投资、促进资本形成，还注重对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法律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法治建设成就。这表明，法律在经济发展中不再是外生变量，法律制度的设立与执行等因素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力和推动作用。
在诸多措施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制度安排，起源于农村生产实践。法律经济学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权利就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1978年的冬天，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张契约上按下指印时，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政策环境带给农民的行动压力及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大到阻碍生产和交易时，就必须进行制度的调整与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法律经济学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权利就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图/视觉中国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句简单的口号为什么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能力？对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后的农业科技水平、农村劳动力投入与生产资料投入，在各项指标都没有显著改变的前提下，恰恰是承包责任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承包责任制创造性地将生产活动成果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确定为农民，以包干的形式明确了分配的方式，形成了事实上的按劳分配与劳动光荣的激励，鼓励农民将聪明才智投入生产中去，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在原有农村集体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形式下，必然存在负责登记、审核并从事计划分配的权力，这导致对分配权力的寻租经济动机，进而造成低水平均衡形式下的农村生产结构和组织形式存在。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分离，1993年全国人大在宪法修改中明确“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通过产权制度建设，构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改善激励机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减少了理性行为人受到的限制，使得农业可以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加上“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就助推了农村生产的低水平均衡转向人人参与生产致富的高水平均衡，每个人在追求自身生活改善的过程中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除了在日常生活和宏观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新经济条件下，科斯定理依然非常重要。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著作权的产权界定，还是平台经济下用户行为与交易习惯的信息收集与数据确权，都离不开科斯定理帮助交易的参与方进行博弈与谈判，更好地划分权利，保证交易预期的稳定。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分析中，科斯先生的智慧一定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为新经济下产权的界定提供更多的思想光芒。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