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比工业化前农业时代的前辈至少富裕15倍，却如此不快乐？一种解释是我们天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的传承或进化史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应对一个超过150人的社会。但为了操作日益复杂的技术并推动繁荣，我们却必须以某种方式协调80多亿人之间的关系。
为此我们建立了庞大的社会机器，包括市场经济、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国家和次国家政体、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然而，我们却很难对这些体制进行微调，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它们。最终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由一群极其不相容的“利维坦”（Leviathan，编辑注：字意为裂缝）所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它们对我们颐指气使，让我们不开心，尽管与前几代人相比它们让我们富得流油。
经济学家丹·戴维斯写了一本关于这些有问题创造物的精彩小书，在《不负责任的机器：为什么大系统会做出可怕的决定——以及世界是如何失去理智的》（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Why Big Systems Make Terrible Decisions – And How the World Lost Its Mind）书中，他从五条独立的线索出发，编织了一个论点。
第一条线索是他发现我们的世界充斥着问责制的漏洞，也就是有地方显然出错了却没人受到指责。相反，整个系统都出错了，而系统却无法看到或纠正问题。
第二，戴维斯指出每个社会系统不仅需要履行使命，还需要自我保护。这通常意味着它不能只关注一个狭隘的指标。相反，每个系统除了核心任务，还必须执行多项子任务。这些子任务包括为从事工作的人员提供充足的资源、协调此时此地的各项事务、从此时此地展望“彼时彼地”、保持人类参与者对组织目的（其指导思想）的关注。戴维斯特此举了一个埃尔顿·约翰乐队的例子，在这个乐队中这些任务大致由“音乐家、指挥家、巡演经理、艺术总监和埃尔顿·约翰本人”来完成。
第三，授权对于减少复杂性和保持组织任务的可控性至关重要。你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观察松鼠笼子里的温度，只需要设置一个温控器就行了。
第四，必须建立强大的反馈回路。这意味着要放大你最需要看到的外部信号，并保持足够的内部处理能力，以便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第五，改革组织使其不致沦为不负责任机器的最佳途径是重振二战后出现的一个准学科——管理控制论。该方法由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和政治科学家赫伯特·西蒙首创，得名于希腊语词“kybernētikos”，意思是善于掌舵。
在建立管理控制论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大师是反文化时代的管理顾问斯塔福德·比尔，他的著作《企业之脑》（Brain of the Firm）探讨了如何改革官僚机构，使决策者和被决策者之间的内部信息流保持平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个系统将无法长期保持活力并对人类有用。
费利克斯·马丁在《金融时报》上评论《不负责任的机器》一书时，将戴维斯的方法描述为“一种针对非人类智能体的精神分析，在这方面斯塔福德·比尔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句话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的社会世界不再局限于家庭、邻居、同事，以及那些通过亲情、憎恶、以物易物和交换、小范围规划和掰手腕等网络与我们直接互动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做的越来越多事都是由极其复杂的、庞大的、环环相扣的，由我们创造出来但却并不了解的社会和技术机制所驱动。
如果现代性的挑战是找出一种更好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拥有80多亿人口的全球社会能共同工作和思考，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力，进而提高我们的控制力呢？遗憾的是戴维斯并没有给出太多答案。他在书中的结论是典型的商学院废话。不过，他明确了我们面临的任务，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新的智识前进路径，这一点值得称赞。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