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加]斯蒂芬·波洛兹 著
法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5月
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你是否会担心周末的计划被糟糕的天气打乱？我们虽然有多款手机应用程序可以预报天气，但没有一款能够真正规避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的工作有保障吗？我明年会赚更多钱吗？我在有生之年能买得起房子吗？现在是买房的合适时机吗？我攒的首付款在增值吗？股市有没有崩盘的危险？续借贷款的利率将会是多少？选择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更加有利？我的预期寿命有多长？我的储蓄能否满足退休后的需求？为什么本周汽油价格如此之高？上述问题对个人来说已经相当复杂，对企业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后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由此观之，雇员与雇主都面临着同样的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与衰退、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汇率、股票市场、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住房市场状况、政府支出和税收预期等对我们都很重要。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虽然宏观经济学概念似乎很抽象，它们是我们在做出所有重大经济决策时都要考量的因素。是否要找工作以及在什么地方工作；居住在哪里，租房还是买房；如果买房，那么在何时购入；是否借贷，贷款比例是多少；企业何时招募员工、何时裁员、何时扩张业务⋯⋯经济学无处不在，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我们游憩的水塘。
即使没有专业的经济学知识，普通人也能察觉到经济越来越不稳定了，这意味着为未来制订计划将变得更加困难。人们经常会问：“一切是否会恢复正常？”对此，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会”，但它可能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种“正常”。简言之，未来几年的经济波动只会更大，不会更小。
一个经济波动更大的未来，意味着事情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糟或更好，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也更广。人们本能地讨厌不确定性，即使我们明白它其实是一把既能带来霉运也能带来好运的“双刃剑”。因此，未来越不确定，我们在做日常决策时承担的风险就越大。面对不确定性，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人们的决策主要基于自身过去的平均经验，并总是期望未来会“走上正轨”。换句话说，如果事情现在看起来异乎寻常，那么大多数人希望它会“恢复正常”。但人们对“恢复正常”又抱有多大信心？我们越是不确定，做决策时就越有压力。当然，我们可以向家人、朋友或专家寻求建议，以缓解面对未知时产生的压力。
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未来形成预期的方式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会基于更广泛、更复杂的信息作出预测，包括对经济学的理解、大量的数据以及可以用于预测经济结果的计算机模型。专家整天都在忙着从事这些工作，而普通人则忙于日常工作，只能在晚上和周末的闲暇时间试着了解世界。普通人通过阅读报纸和书籍、上网搜索或浏览商业新闻与各种专家接触，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不过，经济专家的数量很庞大，他们的各类意见更是数不胜数。人们接触到的经济信息过于冗杂，其中大部分信息很花哨、过于自信且相互矛盾，而专家也并不总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很多事情专家也无从预知。
在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期间，我养成了诚实面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习惯。这一点在经济受到重大干扰时尤其重要，因为此时经济模型很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一个好的例证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当时，加拿大出口锐减，加元升值使情况雪上加霜。最终，加元兑美元在2011年跌破平价，引发了加拿大外贸企业的倒闭潮。后续几年，美元经历了持续贬值，经济学家因此预计加拿大出口将迎来复苏。遗憾的是，这种预测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外贸企业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学模型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破产。这一事件完美地表明，经济预测应始终被解释为一系列可能结果的中间值，而有时这些可能的结果之间差异巨大。经济预测只是专家的猜测，通常由基于历史数据的模型支持。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很像，他们接收大量信息，然后提出经济运作的假设模型。但是，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验证科学假设是否正确，而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只能根据过去的事件建立模型。因此，只有当未来发生与过去类似的情况时，这些模型呈现的结果才显得较为准确。
本书写于新冠疫情暴发后，是一份对经济极端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就我个人而言，疫情下的生活状况称得上混乱。在2020年春天的数周里，不规律且接连不断的线上会议贯穿了我一天的所有时间，我待在很少使用的家庭办公室中，依靠稳定性堪忧的网络参会。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计划和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匆忙部署的，我们大多数人只能依赖直觉而不是真实数据作出决策。
每当经济领域有极端情况发生，经济学家立刻就会被要求就这一情况对未来的影响发表意见。我个人对我们能否预测疫情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信心有限；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依然对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绝大多数人预测将出现一场重大而持久的经济震荡，我无法苟同，我确实认为经济会表现出一定的韧性。这使我想起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那次事件后我发表过的乐观声明。
“9·11”事件发生后，许多人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长期的深度衰退。当时我正担任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至今我仍记得作出预测时与不确定性做斗争的感觉。最终，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本身正是最具实效的洞见。我们将自己的预测更名为“不确定的新时代”，承认未来可能永远不再如过去那般明确可测。在随后的几周里，我发表了约20次公开演讲，阐述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随身携带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77年出版的《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并不认为全球经济将会衰退，但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阻滞国际业务的运转。在一个时刻存在恐怖主义风险的世界中，商业风险会变得更大，而企业会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事实是，“9·11”事件发生后，世界经济并未衰退，而是实现了加速发展。
加尔布雷思的著作写于1973年-1977年，对当时的经济学界来说，这一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加入全球劳动力大军的“婴儿潮一代”正在扰乱劳动力市场。在阿拉伯石油禁运后，飞涨的石油价格对石油进口国造成了冲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崩溃，全球汇率发生了剧烈波动。这些事件均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过去人们认为“正常”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受此影响，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涨，出现了那个时代的经济模型从未预测出的状况。显然，经济模型出了一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人们对这些模型进行了彻底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新一代模型出现了。正如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经济学一直在从一个重大的新观念发展到另一个观念，再到另一个观念，每一次新观念的支持者都带着绝对但不合理的信念宣扬它。
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并非始于加尔布雷思。他引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最后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每当世界发生变化，经济理论也必须随之变化。未能适应时局变迁的经济学家将得出错误的结论，所有追随他们的人也将陷入误区。
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可能并不总是重演，但它常常押韵。当金融市场在2020年春末平静下来时，我重新思考了过去在重要转折点上所做的经济预测以及这些预测的错误程度。很多错误不是小数点错误，而是根本方向性错误。对这些错误预测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这些重大事件改变了经济的基本因素。我们的理论已经失去了预测未来的能力。
经济学家对经济基本因素都有自己的判断，那是一套关于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概念组合，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经济运行总是受到不同事件的干扰，因此人们很少能在预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但在被干扰后，经济情况仍将回归到符合这些基本运行规律的状态，经济学家将此称为“长期均衡”或“稳定状态”。经济模型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结构，试图解释经济围绕稳定状态的波动。目前，经济模型被用来预测经济将如何从当下恢复到稳定状态。鉴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我想知道，在经济中有哪些常量可以作为未来的锚，使我们在疫情过后能够回归舒适区。
在制订未来计划时要考虑很多长期因素，知易行难。当几种力量同时作用于经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复杂的结果，引发难以解释的经济不稳定，甚至是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加尔布雷思创作《不确定的时代》时，这些力量中的一部分就已开始产生影响。这是我认为我们的未来属于“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的原因，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这个书名同时意味着，“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本文摘自《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