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的全球经济震荡使欧洲变得尤为脆弱。在全球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气候和疫情相关干扰的同时，欧盟家门口还爆发了俄乌冲突，而该地区对进口能源的严重依赖意味着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摆脱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需要，会产生极大苦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都面临着压力。
当然，其中有些是短期冲击。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各类干扰已基本消除，甚至在疫情后飙升的通胀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这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央行的努力，而且这一问题看似有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得到完全解决。
但欧盟也面临着一系列不会轻易消失的严峻经济挑战。首先，欧盟周边地区的安全风险不断上升，加上人们对美国防御欧洲的承诺究竟能维持多久的日益质疑，都给欧盟带来了加强自身各项能力的压力。这不仅意味着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还意味着要大幅增加整体国防开支——当前欧盟这方面的总开支相当于GDP（地区生产总值）的1.3%，远低于北约设定的2%目标。
此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率增长都在趋缓，而欧洲尤为缓慢，同时欧盟与美国间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在平均失业率约为6.5%的情况下，欧洲还有一点空间去借助增加的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欧洲不能解决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强劲的长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达经济体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变革，而结构变革主要由技术创新驱动。这正是欧洲的主要问题所在：从人工智能、半导体到量子计算等一系列领域，美国、中国都将其甩在身后。
欧盟创新能力不足的各项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长期投资不足。基础研究资金的效力因分散化的做法而受到损害，不协调且针对性不强的国家计划优先于欧盟层面的融资和行政管理。单一市场的一体化仍未完成，特别是在服务领域。这一点在数字领域尤为重要，因为创新投资的回报取决于市场规模。
欧盟在成为创新中心方面还面临着其他障碍。一是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大量算力；二是尽管一些国家的创业生态系统大有可为，但支持创新所需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拥有经验和动力去帮助年轻创业者建立创新企业的投资者——却不常见。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欧盟拥有很多可以利用的重要优势，比如来自一流大学的大量人才。此外，欧洲发达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有助于创业者承担风险。
除非欧盟能利用技术推动结构变革，否则它的一部分经济仍将由传统工业部门主导，而事实证明，这些部门在采用提高生产力的创新技术方面进展缓慢。在这个价值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无形资产的世界经济里，欧盟还将继续依赖有形资产来创造价值。而欧洲深厚的人力资本储备将日益稀少，因为顶尖人才会迁移到那些机会更多的地方。欧洲必须作出决定：是继续走当前这条肯定会导致相对停滞的道路，还是去开辟一条新的。后一种做法风险更大，但也有更大的上升潜力。政府、企业、政策和学术界都不乏知晓欧洲所面临挑战的人士，而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去设计、讨论、修改和实施一项创造性的前瞻性计划。
遗憾的是，这样的计划似乎并没有在欧洲国家内部或欧盟层面得到高度重视，也没有出现在围绕各国选举的政治辩论中。也许我们对维持现状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清晰认识，同时更重要的是缺少能够激励和指导政策与投资的、令人信服的愿景。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欧盟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制定新的愿景，无法为其急需的数字化和结构转型制定路线图。但首先欧洲人必须回答一个简单而关键的问题：十年后的欧盟在创新、经济、安全和韧性方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兼前院长，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4，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