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份名为“德拉吉报告”的欧盟竞争力报告在欧洲广为流传，并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热议。
德拉吉是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今年9月，他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一份有关欧盟经济竞争力的报告，题目是《欧洲竞争力前景》，这就是如今人人热议的“德拉吉报告”。
报告出台后，有人打趣说，欧元危机时期曾誓言“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的德拉吉，如今又使出全身心之力，试图“保卫”欧洲一体化计划。
问题在于，这一次，德拉吉的话在欧盟范围内是否有人认真聆听?
欧盟的“生存危机”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各种提高增长率的策略层出不穷，但趋势没有改变。”在报告序言中，德拉吉开宗明义地写道。
什么趋势呢?“无论以哪一种指标来计算，欧盟和美国GDP的差距都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欧盟生产率增长放缓更为明显。欧洲家庭为此付出了生活水平下降的代价。按人均计算，自2000年以来，美国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几乎是欧盟的两倍。” 德拉吉写道。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美国的GDP总量约为27.36万亿美元，欧盟约为18.35万亿美元。
要知道，欧盟人口至少比美国多出一亿人，由此可见这两大经济体在人均GDP方面的差距。
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 GDP 差距，2002年时还是15%，到了2023年，则扩大到30%。德拉吉指出，这一差距的七成来自两大经济体之间生产率的差异：1995年，欧盟的生产率几乎是美国的95%，但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80%以下。
导致欧盟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德拉吉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盟在数字化革新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赶不上中国。报告的原话是“欧盟在推动增长的新兴科技方面处于弱势”。
举例来说，在全球最顶尖的50家科技公司中，只有四家是欧洲公司;许多欧洲企业家更倾向于向美国风险投资家寻求融资，在美国市场扩大规模;自2008年以来，30%的欧洲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已经离开欧盟，前往美国发展;欧洲没有一家市值超过1000亿欧元的公司是在过去50年里白手起家的，而美国有六家市值超过1万亿欧元的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在过去20年里，欧洲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前三大投资者都是汽车公司，欧洲有沦为“工业博物馆”的风险……
德拉吉指出，如果欧盟不能在创新、基础设施和技术投资等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欧洲将逐渐失去其全球竞争力。
“德拉吉报告”还指出，今日的全球环境对欧盟尤其不利：贸易繁荣和多边主义的时代正在渐渐远去;欧盟失去了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廉价能源供应来源;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缘政治冲突主导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经济上的依赖有可能成为软肋;欧盟内部则人口日趋老化，劳动力逐渐减少，用德拉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说，“到 2042 年，每年将有 200 万工人从劳动力市场消失”。
正因为上述的种种挑战，“德拉吉报告”把目前欧盟在经济上缺乏竞争力的情况，称为一场“生存危机”。
将创新作为欧盟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
为了提振欧盟的竞争力，德拉吉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建议。
这位欧洲央行的前行长明确表示，他不想质疑欧盟的社会基础。德拉吉说，提高竞争力，并不仅仅是“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工资或提高灵活性”，关键是掌握未来的高科技，因此需要技能和培训。德拉吉认为， “事实上，如果我们排除高科技行业，欧盟的生产率略高于美国”。
德拉吉指出，“静态的产业结构，只会产生低投资和低创新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德拉吉建议，把创新作为欧盟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在欧盟内部进行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即颠覆性、彻底的变革。他希望，欧盟能够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模式为基础，创建一个真正颠覆性的欧洲创新机构——“欧洲先进研究项目机构”(European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ies)。
德拉吉在报告中呼吁欧盟的27个成员国加强合作，采取共同借贷、联合融资的方式，每年投资7500亿至8000亿欧元，即欧盟GDP的4.4%至4.7%，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协助西欧各国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提供的额外投资每年仅占GDP的1%至2%。
为达到这一投资目的，德拉吉主张复制新冠疫情后欧盟各国共同发放债券筹措资金的模式。
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德拉吉的这份报告时表示，“某些欧洲共同项目将需要共同融资计划”，但冯德莱恩并没有明确表示，她将会推动德拉吉所建议的共同借贷计划。
即将上任的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前西班牙副首相特蕾莎·里贝拉，最近谈及德拉吉的共同借贷计划时，也谨慎地表示：“很明显的一点是，为加速这一转型而需要投入的资金数额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最好不要犯错。”
德拉吉还建议，进一步提高欧盟一体化程度，团结欧盟各成员国的力量，以便更好地与美国和中国竞争。他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快完成单一市场的建设，尤其是在电信、能源和金融等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统一的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欧洲企业扩大规模，还可以提升欧盟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德拉吉特别指出，受益于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企业三分之二的融资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而欧洲企业的融资方式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这使得新兴企业难以获得所需的资金支持。
德拉吉的建议还包括：欧盟应该创建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统一资本市场监管机构，以消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融资壁垒;欧盟应该简化内部监管框架，减少繁琐的法规，以促进创新和企业发展;欧盟应该为创新型企业制定统一的欧盟法律，以消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冲突。
特蕾莎·里贝拉对“德拉吉报告”的这部分内容做出积极回应。她承诺说，欧盟交易监管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相关的企业并购规则将“进化”，以帮助欧盟企业扩大规模，与全球竞争对手进行较量。
各方对报告褒贬不一
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时曾因“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的言论而著称。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德拉吉设置了欧洲救援基金，成功地挽救了欧元。2019年，德拉吉卸任欧洲央行行长。2021年，他就任意大利总理。虽然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时间不足两年，但他让遭受疫情的意大利复苏的努力，仍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那么，这一次，他能够通过“德拉吉报告”，挽救他所热爱的欧洲一体化计划、解决欧盟缺乏竞争力的“生存危机”吗?
虽然各方人士对“德拉吉报告”关于欧盟缺乏竞争力的诊断没有太大的异议，但他们对于报告开出的药方却有不同的看法。
法国经济学家、曾经火爆一时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表示，“德拉吉报告”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皮凯蒂在给法国《世界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份报告的巨大价值在于挑战了财政紧缩的教条。”
在欧盟内部有人主张长期紧缩财政之时，德拉吉却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其财政优先事项，皮凯蒂对此特别给予了赞扬。皮凯蒂淡化了人们对一些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水平的担忧，指出虽然这些债务很高，但并非高出历史记录，政府应该利用目前非常低的实际利率增加支出。
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所长杰罗明·泽特尔迈耶也高度评价“德拉吉报告”，称赞该报告“有力地震撼了欧盟政策辩论”，并称德拉吉关于加强创新、减少资本市场碎片化和共同借贷的建议既令人信服又十分必要。
泽特尔迈耶认为，“德拉吉报告”提出的将欧盟预算重点放在公共产品和改革治理方面的建议尤其具有说服力。但他也指出，德拉吉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则“引发了人们对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担忧”，例如关于同时增加对清洁技术和能源密集型行业补贴的建议。
泽特尔迈耶的同事、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则对德拉吉的共同借贷计划持怀疑态度。柯克加德认为，共同借贷不过是"欧元债券的委婉说法"，意味着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担保债务，此举将会受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富裕国家的反对。
美国银行研究人员阿萨纳西奥斯·瓦姆瓦基迪斯认为，虽然这份报告是朝着艰难漫长的改革进程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欧盟领导人目前尚未就此类改革达成任何共识。他预计，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至少将拖至2025年才会出台。
高盛经济学家菲利波·塔代伊也质疑“德拉吉报告”中诸多建议的可行性，并指出，德拉吉共同借贷计划的资金来源仍然是最困难的问题。塔代伊表示，除非德国议会和法国议会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计划，否则，欧盟就不太可能获得德拉吉所建议的“每年投资7500亿至8000亿欧元”所需的资金。
“迄今为止，欧盟决策者对于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各自出资的份额比例仍然存在分歧。”塔代伊说。
塔代伊认为，虽然某些耗资较少的监管改革和行业改革措施可能会在2025年出台，但欧盟决策者对出资比例的分歧可能会拖延欧盟出台耗资较大的投资措施的时间。他表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高盛不会调整对2025年欧盟债务保险的预测。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的研究主任安德里亚·伦达对“德拉吉报告”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称这份报告仍然坚持“传统的经济观点，即GDP增长是社会经济表现的基石”。
伦达认为，这份报告所谈及的，仍然是过去20年欧盟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应对。他批评说，这份报告未能制定未来发展一旦难以尽如人意时的应急方案。
去美国创业，来欧洲旅游？
法国前驻美国、以色列和联合国大使热拉尔·阿罗德肯定了“德拉吉报告”对欧盟种种问题的诊断，认为报告开出的药方也具有“电击”效果，但阿罗德指出，欧盟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止德拉吉所揭示的那些问题。
阿罗德列举了这些挑战，如欧洲大陆出现的俄乌冲突;邻近欧洲的近东和中东的种种地缘政治风险;难民危机;德国依靠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对外出口和美国保护的模式已被打破;法国则正在陷入一场政治危机，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民粹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各地兴起;欧盟各国的温和派政党很容易屈服于要求保护而非创新的老龄人口的意愿，这使欧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养老院，而不是一个创新企业。
谈到最后一个挑战，阿罗德指出，越来越多的欧盟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能找到所需的资金和有利于创业的环境，正如有人所说，美国创新，欧洲监管。作为法国前驻美大使，阿罗德沮丧地说，他经常遇到一些法国年轻人前去美国实现一个想法或一项专利，或者去开展研究，因为这些法国年轻人知道，在大西洋彼岸，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你不禁要问：在其他地方创造未来的同时，欧洲大陆是否正因其风景、古迹和生活质量，仅仅成为令人羡慕的旅游胜地?”
阿罗德在投稿给法国《观点周刊》(Le Point)的这篇文章中写道：欧盟委员会刚刚发表的“德拉吉报告”提出了大胆的行动方案，以帮助欧洲大陆走出低谷，但大多数国家对此保持沉默，而柏林则明确表示拒绝。他在文章结尾时质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绝望?难道欧洲人打算继续旁观正在觉醒的历史吗?
也许旁观者清。在已经退出欧盟的“老欧洲”国家英国，专栏作家嘉南·加内什对“德拉吉报告”的评价既不同于“赞美派”，也有异于“批评派”。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欧盟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而焦虑，因为“归根结底，欧洲大陆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欧盟是由一批语言不同、文化各异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联合，能够避免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相互仇杀，并且做到今天这样互相包容、互相提携的地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文章的结尾，出生于尼日利亚、后来才移民英国的加内什这么写道：“我宁愿住在欧洲，而且我也确实住在欧洲。美国精英来欧洲大陆度假的频繁程度，远远超过欧洲精英去美国度假的频率，这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欧洲不愿改革，与这里有足够多的人过着甜蜜的生活密不可分。”
不知他的这番话是褒还是贬，不过，仔细琢磨一下，加内什所说的“美国人来欧洲度假”，和阿罗德所说的“欧洲人去美国创业”，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