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其担任特斯拉CEO（首席执行官）期间的天价薪酬方案，再次遭到美国特拉华州一家法院的否决。
这不仅因为马斯克作为知名企业家和新晋政治家的全球影响力，也因为这一裁决涉及上市公司高管的巨额薪酬，引发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重新审视，尤其是在股东权益和高管权利之间的平衡，还涉及全球投资者对特斯拉在公司治理透明度和股东权益保护方面的信心。
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Kathleen McCormick)维持了她于1月做出的决定——取消马斯克薪酬方案的决定。麦考密克认为，特斯拉公司股东6月投票通过的马斯克薪酬方案过高——达到558亿美元（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对特斯拉投资者不公平。
在法官的表态之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发帖称，“控制公司投票的应该是股东，而不是法官。”特斯拉公司在X平台上发表声明称：“裁决是错误的，我们将提起上诉。”并补充说，该法官推翻了绝大多数股东的意见。
根据法律程序，马斯克和特斯拉公司可以在法官发布正式裁定后，立即向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就在发稿前，法官已下达正式裁定。
为何法院可以裁定某个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这件事情后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合规与风险防控研究中心主任王毓莹表示，民商事诉讼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如果有人起诉，法院就要针对争议事项作出裁决。
在美学者孙远钊认为，马斯克和特斯拉肯定会上诉，但翻案的机会应该非常小。这个裁决具有示范性，对所有类似特斯拉的上市公司今后要如何处理高管的薪资待遇树立路径图。该裁决指向的重点是上市公司治理，尤其“程序正义”“公开透明正当”是基本要求。
天价薪酬方案再次被否
2018 年1月，特斯拉董事会授予马斯克一项薪酬方案，该方案包括12份特斯拉股票期权，价值558亿美元。然而，特斯拉股东理查德·托内塔 (Richard Tornetta)认为，这项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高管薪酬方案“不公平”，于2018年6月针对该方案提起诉讼。
根据特斯拉此前公开的信息，作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的CEO，马斯克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的现金激励，包括工资和奖金，唯一的报酬是100%的风险绩效奖励，即所有薪酬均与公司的市值和业绩表现挂钩。在此背景下，2018年，董事会批准了一项颇为激进的CEO绩效激励方案。这一被称为“上市公司历史上最大的薪酬计划”使马斯克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居于榜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
2024年1月30日，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法官麦考密克作出裁决，判决书详细记录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争议焦点以及法院的分析和结论，并撤销了马斯克的薪酬方案。
判决书显示，托内塔代表自己和其他类似情况的股东发起派生诉讼，声称特斯拉董事会违反了股东们的受托责任，授予马斯克一项基于绩效的股权补偿计划。
判决书显示，2018年的马斯克薪酬方案即为股权补偿计划，该计划将会在特斯拉达到相应的业绩目标后分12期向马斯克发放股权，每一期为特斯拉流通股的1%。
当时，特斯拉董事会为这项补偿计划设置了前提条件，每一期的业绩目标由一个市值目标和一个运营目标组成。市值目标共有12个，每个目标为500亿美元；运营目标共有16个，其中8个基于营收和8个基于调整后的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照此计算，如果特斯拉市值目标达到6500亿美元，马期克就能解锁特斯拉总股本的约12%，总价值约为558亿美元。
公开信息显示，马斯克在2023年初已经收到了2018年薪酬方案授予他的最后一批期权。
考虑到在这份股权激励计划提出时，特斯拉市值不足600亿美元，远未达到如今的规模，当时看起来马斯克解锁股权的条件是非常苛刻，这可能是激励计划当时未遭到强力反对的原因——人们不相信马斯马能满足各种条件。
而如今的特斯拉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过去的六年多，其市值不断上涨，目前已达到1.13万亿美元。
但在法官麦考密克看来，由于马斯克与特斯拉的关系，该交易被视为受控交易，适用“整体公平”的审查标准。但她同时认为，马斯克对特斯拉具有控制权，这影响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并导致在审查补偿计划时存在利益冲突。此外，特斯拉将补偿计划的批准条件设定为股东投票通过，但代理声明中存在信息遗漏，导致股东投票时并非完全知情。
最终，麦考密克裁定，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过于庞大且无法令人信服”，特斯拉董事会未能证明薪酬计划是公平的，因此判决撤销这一方案。
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还认为，特斯拉董事会在马斯克的影响下，以不公平的价格达成了这项薪酬计划，并且命令马斯克归还已经从这项薪酬计划中获得的收益。
法院判决后，特斯拉于6月召开股东会议，投票第二次通过了马斯克的天价薪酬方案。在这次股东投票时，特斯拉董事会表示，需要保留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让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公司运营。
即便获得特斯拉股东会议通过，“但因为有法院的撤销令。所以必须提请法院再议，解除此前的裁决，才能执行该方案。”孙远钊说。
于是，当地时间8月2日，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向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其此前判定该薪酬方案无效的裁决。
孙远钊介绍，在美国，联邦和绝大多数州的民事诉讼都有这道程序，这是被告马斯克等基于审后的“新事证”（又开了股东会）请求法院改判，所以称为“审后请求”。具体而言，是由请求方提出书面请求，指出之前的判决有何法律见解需要重新商榷，或有新事证足以改变之前的判决。这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让法官的判决更为周全，也减缓继续上诉的压力。
“除非当事双方合意指定，谁当主审法官是由电脑随机抽取的，这次碰巧是同一个法官来处理这个案子。”孙远钊说。
法官麦考密克维持了她之前的决定。
美国明尼苏达州泓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东发认为，多数情况下，法官不会推翻自己之前所做的裁决。
麦考密克在最新判决意见中写道：“拒绝修改动议，股东投票无法产生批准效果。如果法院纵容败诉方为了修改判决而捏造新事实的做法，诉讼就会变得没完没了。”
她强调，这一薪酬方案规模庞大，远远超过了全球任何一家公司的CEO薪酬水平。
上诉前景不明，但马斯克财富已飙升
马斯克及其支持者认为，随着马斯克带领特斯拉从不到600亿美元市值，成长到突破万亿美元市值的巨头，这项与特斯拉市值和业绩表现直接挂钩的薪酬方案，理应兑现。
但处理该案的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来头不小。该州法院在公司法、公司治理方面在全美首屈一指。特拉华州拥有一个高效、专业的法院系统，特别是其衡平法院，专门处理复杂的商业纠纷案件，无需陪审团参与，使得判决过程更为迅速且专业。
正因如此，自20世纪初以来，特拉华州吸引了大量企业在此注册。据统计，财富500强中超过一半的企业选择在特拉华州设立总部或注册地。
因此，舆论普遍认为，马斯克薪酬案的判决再次确立了特拉华州法院对企业高管薪资的严格要求，包括程序的公开透明与公正要求（信息披露）、独立监管以及高管薪资是否公平公正的整体均衡考量等。
孙远钊认为，从判决书可以看到，已有多个证据显示马斯克通过很多“技巧”操纵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这也是为何这个案子受到普遍关注的原因，具有风向标的价值。
孙远钊介绍，这些马斯克在公司治理层面的“手法”“技巧”，类似于政治竞选中的操控，很多美国上市公司都在用，比如用代理投票的方式影响股东大会的走向，会严重影响公司治理的制度。这个裁决发出清晰信号：“以后，这些方式你们不能用了”。
今年1月的判决书显示，法院发现，批准薪酬计划的股东投票并非“充分知情”。一方面，代理声明错误地将某些董事描述为独立董事，而实际上他们与马斯克有着广泛的个人和职业关系，这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代理声明误导性地省略了马斯克薪酬计划批准过程的细节，包括马斯克与薪酬委员会主席之间的初步对话。
判决书举例，批准马斯克补偿计划的过程存在严重缺陷，马斯克与负责代表特斯拉公司进行薪酬谈判的人员有着广泛的联系。马斯克与薪酬委员会主席埃拉·艾伦普赖斯（Ira Ehren）已有15年的交情，另一位薪酬委员会成员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Antonio Gracias）与马斯克有超过20年的商业关系，并能定期与马斯克家族一起度假。特斯拉前总法律顾问托德·马龙（Todd Maron）是马斯克与薪酬委员会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起草了许多被用来证明“过程公平”的文件，但马龙曾担任过马斯克的离婚律师，对马斯克的钦佩使得他在作证时感动得流泪。“不清楚马龙认为自己站在哪一边”。
孙远钊指出，特斯拉董事会绝大多数人都与于马斯克关系密切，在法院今年1月做出判决后，马斯克并没有依据法院的要求去整改，却故技重施，用另一个股东会议的同样决议碾压法院判决，并把自己塑造为“受害者”。但法院没有受到影响，就法论法，维持了1月的判决，而且程序公正，应该可以经得住上诉的挑战。
“这个案件想要阐明的是，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该如何通过公开、透明、公正的程序正义来确定。”孙远钊说。
作为特拉华州衡平法院的首位女性院长，麦考密克此前曾在法律诉讼中与马斯克打过交道。2022年7月，当马斯克试图退出440亿美元的Twitter收购协议时，麦考密克驳回了马斯克的拖延策略。
虽然马斯克目前未能维护其在特斯拉的天价薪酬方案，但他个人的净资产在最近几周大幅上涨。
自美国大选以来的四周内，特斯拉股价飙升42%，截至12月2日收盘，特斯拉的市值达到1.15万亿美元，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价值接近 1500 亿美元。依奎拉高管薪酬调查公司估计，若按计算，如果此前薪酬方案成立，马斯克依照方案获得的股票期权价值达到1014 亿美元。
截至12月3日收盘，特斯拉市值为1.13万亿美元。
孙远钊判断，“特斯拉如果继续上诉，至少得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