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晓宁：2025年全球FDI有望出现温和性增长

“从2025年开始，全球FDI将会出现温和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有三个特点：脆弱、温和，由转型和重组驱动，而非由大规模产能扩张驱动。”11月底，世界投资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詹晓宁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主持第28届世界投资大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第28届世界投资大会于今年11月底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江玮/摄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4》显示，全球FDI在2023年下降2%，降至1.3万亿美元。造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放缓，以及贸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詹晓宁曾担任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主编长达16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他担任过的职务包括秘书长首席顾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他不仅对全球投资趋势和政策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也主持制定了联合国全球投资政策框架。由他牵头制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框架，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订新一代投资政策和谈判国际投资协定的指导纲要。

詹晓宁坦言，过去三年，全球FDI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在过去10年中，最近三年是FDI接近于低谷的时期。”他分析说，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吸收外资持续低迷，甚至在2022年出现负增长。

总体而言，全球FDI过去几年在低水平上徘徊，但情况将会从明年开始好转。詹晓宁预测，从明年开始，全球FDI有望出现温和性增长，并呈现三个特点：脆弱、温和、由转型和重组驱动。这种由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推动的全球跨国投资恢复性增长则主要由三大要素驱动：可持续发展大潮、技术革命和创新、地缘政治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0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这是一个稳定的增长，有助于投资复苏，但这不是高水平的增长。全球的需求仍然有限，一些部门产能过剩，所以大规模扩大生产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全球FDI的增长主要是由重组和转型驱动。”詹晓宁说。

推动全球投资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在于直接投资成本的下降。随着各国央行下调利率，投资成本降低。在国际投资政策方面，基于国家安全的审查和限制举措基本趋于稳定，很多国家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2024年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随着新政府的就位，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变得更加明晰，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的可预见性。

就具体行业而言，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特别是循环经济具备更大的增长潜力。过去几年由能源转型驱动的FDI增长尤其明显，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但詹晓宁指出，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经达到相对高峰，尽管仍会持续，但未来几年对能源转型的投资，将更关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

与此同时，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AI应用领域的投资会更加活跃，在工业机器人、生命科学、医养产业的投资也会大幅增加。此外全球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已达34万亿美元，它们是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的新的主要来源之一。詹晓宁还依据2024年全球绿地投资的签约额预测，能源、通信、半导体、运输和仓储、电子零部件将是2025年-2026年吸收跨国投资的热门行业。

虽然全球投资有望恢复，但影响全球投资的风险依然存在。詹晓宁强调，VUCA四个因素都在增大，即Volatility（波动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风险一直在，而且地缘政治已成为最大的风险，所以复苏是脆弱的。”他举例说，全球供应链的五大潜在阻塞点（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可直接影响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海运贸易，在2024年有三个出现问题，对全球贸易和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影响。

金融风险方面，高通胀、高利率和高债务的“三高”之中已经有两项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一度达到9.4%，但按照IMF的预测，明年将降至 4%以下，接近于2000年至2019年间的平均水平3.6%。利率方面，多国央行已在下调利率。“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债务，全球普遍的高债务是巨大的金融风险。”詹晓宁说。

近年来对服务业的投资持续增长，如今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投资中的占比达70%左右。詹晓宁指出，服务业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尤其体现在制造业的服务化以及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从股权性投资向非股权性投资转换。以往投资者到一个国家投资，通常需要投资机器，购买各种设备。但如今由于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的应用，投资者无需再购买生产资料，而是可以通过租赁展开生产，机器人是租赁的，售后维护工程师也来自生产工业机器人的公司。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2024年全球机器人报告》显示，对机器人的年安装量连续第三年超过50万台。截至2023年底，全球工厂中运行的机器人已接近430万台。

图为世界投资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詹晓宁

詹晓宁表示，由于从事加工生产的跨国企业没有全部进行直接的资本投资，投资模式发生了变化，在统计上这体现为服务业。在地缘政治风险下，投资者为了避免风险，减少对重资产的投资，实施轻资产化模式。进入敏感国家时，并不是直接投资，而是给对方生产许可证，收取许可证费，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收益，这种间接性的投资被列为非股权性经营。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受挫，投资的区域化和产业集群化逐渐成为另一显著趋势。詹晓宁指出：“全球产业链从链开始向集群发展。从全球的角度上，产业链的分布由长变短，产业链越来越次区域化、国际生产越来越集群化。”他表示，贸易保护主义，加之各国要求在本国生产的产业政策，导致了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碎片化。产业集群已经出现，从链到集群的趋势在将来会发展得更快、分布得更广。

《世界投资报告2024》显示，全球经济分裂趋势正在影响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100 家非金融跨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表明，自从2019年以来，制造业项目特别是战略部门的地理分布已转向更靠近跨国公司欧美母国市场，西亚、北非和中美洲正在成为制造业跨国企业的战略要地。

虽然东南亚仍然是吸收外资最具活力的地区，但如果美国对从东盟国家出口的产品加征关税，这将削弱进入这一地区的效率导向型投资。

影响全球FDI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战。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不仅对中国，也对包括加拿大、日本、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提高关税，一度引发各国反制措施。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到来，外界普遍担忧新一轮贸易战爆发在即。

詹晓宁表示，大范围和大规模的贸易战将削弱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对投资而言，贸易战则更多的是改变全球投资的格局和模式，这体现为受贸易战影响严重的国家的出口型企业开始或增加对外投资，市场导向型的跨国投资增加，壁垒跳跃型跨国投资则更加活跃多变。关税大幅提升会产生投资转移和生成的效应；那些受关税影响小的国家，可能因产业转移而吸引新的投资。

在詹晓宁看来，从2018年持续至2024年的第一轮贸易战以中美为主，第二轮贸易战可能从明年开始，遍及全球各大经济体。在第一轮贸易战时，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从中国“流出去”，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则“走出去”，它们流向和去往的地方以东南亚和墨西哥为主。

“中美并没有真正脱钩，但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直接的相互依存到间接的相互依存。”詹晓宁说。间接相互依存的实现是通过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国继续展开贸易投资。面对第二轮可能到来的贸易战，对美出口导向型的跨国企业需要在墨西哥和东盟之外寻找新的投资目的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可能越来越多的是全球南方。”

即将再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声称将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东盟等各方全面提升关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如果再次当选，他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10%或20%的关税，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他还提议对墨西哥制造的汽车或从美国迁往墨西哥的制造业公司产品征收100%或200%的关税。

当选后，特朗普宣布，他将在2025年1月20日就职当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所有从中国输美的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他还威胁称，如果金砖国家创建一种替代美元的货币，他将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关税的大面积和大幅提升将导致众多相互交错的贸易战，从而使得全球投资进一步组合分化到其他的地方，特别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有紧密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詹晓宁说。他分析认为，在此情况下，全球的投资流动，特别是效率导向型、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会更加活跃，布局更广、移动速度更快。与此同时，这些投资转移也带动了对新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设施的投资，以及对当地供应链和产业相关服务网络的投资。由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大调整，将使外资出现增长势头。

詹晓宁预计，美国吸收的外资将在明年有所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特朗普的两大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率和大面积提升关税。两项措施并举将会促使部分制造业回流，一些跨国企业也会调整全球投资战略和产业布局，包括对美国展开贸易壁垒跳跃型投资。

特朗普计划在连任后延长2017年签署的减税法案，这是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的标志性成就之一，部分内容原本将在2025年底到期。他承诺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包括将企业税率从21%降低到15%。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时常言及要将制造业工作岗位留在美国或者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在詹晓宁看来，新的外资并不会在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有关。特朗普希望关上大门，赶走非法移民，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美国不具备优势。由于近年来产业自动化快速发展和工业机器人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回流到美国的外资和新进入美国的外资将会更多地依靠自动化生产。从全球产业角度看，制造业呈现从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长期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