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代理师杨梧与中国的“全球化”创新时代

纵观历史，重大技术创新突破是各国经济产出持续扩大的根本因素，而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制度则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自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创新者通过专利制度保护发明成果，催生出专利代理师这一跨越了科技、法律、商业、语言界限的全球“金领”行业。

发明是针对技术问题提出的新解决方案。从业者要在深度理解前沿发明的基础上，撰写出既能让该技术领域人士信服、又遵循当地法律法规的技术说明书——专利申请文件。在获官方批准及保护后，专利持有者就能将自身的创新转化成一定时期内的商业价值。

回顾来时路，杨梧认为自己是应国家需要“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一国际化的“高端行业”，并“很幸运”地助推了行业本土化进程，“得感谢国家和时代给我的机遇”。

杨梧的同行和朋友则认为，他既是一个中国从零到一构建创新保护的时代见证者，也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造雨者”（rainmaker）——英文中，指那些能给行业带来新气象，助力生意兴隆的人士。杨梧兼具双重角色：不仅为创新企业的商业发展提供法律保护，又推动了中国专利代理行业整体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期。

对杨梧本人，这是一条注定艰难的成长之路。而他曾期待的行业全面振兴，则更是任重道远。

2010年，杨梧当选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会长，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专利代理人员数量不足，高层次专利代理人才匮乏。上任一年后，中国批准成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仅8百多家，取得专利代理执业证的专利代理师仅7000余人。

13年后，数量问题已大幅改善，但国际化高端人才却依然稀缺。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下称“国知局”）统计，截至2023年底，执业专利代理师约3.4万人，专利代理机构为5269家（不含港澳台地区）。作为对比，同一时间，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统计，美国执业专利代理师约为1.3万余人，而在欧洲，具有欧洲专利局（EPO）所辖39个成员国范围内执业资格的专利代理师是1.38万人。

而《推进专利代理行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最新设立的目标为，到2025年，专利代理行业初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执业专利代理师达到4万人的同时，诉讼型人才达到5000人，国际化高端人才仅达到200人。

为何会稀缺至此？一切要从最开始说起。

（2015年杨梧作为观察员在日内瓦参加WIPO第55届成员国大会）

成为专利代理师

中国早期的涉外专利代理师几乎都是“误打误撞”入行的“非典型”理工科毕业生。

多年以后，面对AIPPI专利会场里的唇枪舌剑，杨梧仍会想起自己初次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称“贸促会”）报到的情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国家与时代已经将自己与“专利”“知识产权”这样的陌生名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82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杨梧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母亲的出生地——北京。站在贸促会门口，他正疑惑于自己为何要去法律部报到。

时任贸促会法律部负责人的任建新是中国法治领域的风云人物之一。1973年，任建新向国务院提出了中国应建立专利制度、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等建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为中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出台实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离开贸促会后，任建新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另一位风云人物柳谷书则时任法律部副部长。1984年，柳谷书赴港创办了中国第二家涉外专利代理机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并担任首任总经理。

杨梧赶上了中国全面开启对外开放的时代。国际上，1980年代，《巴黎公约》生效约一百年后，中国开始参加相关知识产权公约；在国内，中国开始完善并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他回忆说，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美贸易协定》签署的同时，为了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中国作出了三个对创新进行法律保护的安排：成立专利法起草小组、筹备原中国专利局，以及在贸促会设立涉外专利代理机构。

专利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合作的领域。在一国取得的专利仅在该国领域内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要想使专利在其他国家也得到法律保护，专利所有人则必须分别向有关国家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授予专利权。

1985年4月1日，专利法正式实施，中国专利代理制度自此建立。同一天，中国第一代专利代理师准备就绪，为申请人代理并向原中国专利局递交了中国第一批专利申请。但直到1991年，标志着中国专利代理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的《专利代理条例》才正式实施。

最开始，中国把专利代理机构分为国内代理机构与涉外代理机构。外国人来华申请专利和中国人去国外申请专利都必须通过涉外代理机构办理。这一制度在20多年后取消，2009年，伴随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实施，专利代理机构无需审批即可开展涉外专利代理业务。

杨梧报到的，正是贸促会法律部还在筹建中的“专利代理处”，后更名为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当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从海外引进核心技术。这里聚集了一批主修理工科的年轻人，根据专业分为机械处、光电处、化学处等。但此时，国家认为他们还不具备开展专利代理师工作的能力。

他们接受了全面的岗位培训。入职前两年是脱产学习商务英语、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此外，他们还接受了密集的国际业务培训，老师不仅包括WIPO的专家，还有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地一流事务所的资深专利代理人士。入职两年后，杨梧还被派往联邦德国和英国的专利律师事务所实地进修一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专利代理师，坐在正中的为杨梧）

培训后的日常工作，是将跨国公司在海外已经申请过的专利文件，翻译成中文，然后根据中国法律，为其在中国申请专利进行代理，从而使引进的核心技术获得本地保护。

杨梧描述，这对专业研究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翻译不当，导致保护范围缩小了，会造成事务所被起诉的严重后果。如果有关键词没有翻译对，到专利局的审查流程时，还有可能被驳回。

日复一日，他养成了严谨、注重细节的特质，也逐渐形成行业洞察。

最初，杨梧只理解基本概念。

比如，专利制度是“以公开换取保护”的制度，给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市场垄断权。获得专利后，发明会受到保护，发明者也会从创新活动中获得经济回报。与此同时，专利制度会要求发明人公开其技术细节，进而促进全社会的技术传播，形成正循环。

专利权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三大类别。其中，含金量最高的类别是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涉及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性。据最新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20年，相比实用新型专利的10年和外观设计专利的15年保护期限更长，审查过程也更为严格和复杂。

伴随全球经济周期数十年的起伏，杨梧开始领悟，“专利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他发现，当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全球头部科技企业会花重金申请大量专利；但当经济不景气，企业越是大幅降低成本、反而会投入更多资金申请专利。总之，越是变动期和困难期，越是需要蛰伏之时，他们越会加大对专利的储备和保护力度，以图东山再起。

在承担更多社会职务后，杨梧对行业的战略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重大技术创新突破一直是各国经济产出持续扩大的根本因素。知识产权为激励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利制度作为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8 世纪中叶之后，促使西北欧实现了基于创新的发展转型。因此，专利法作为知识产权法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发展，竞争力构建乃至经济转型。

据同济大学上海知识产权学院姜南等的论文，英国的专利法由于保护产业创新的源动力，以及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国家经济的巨大驱动作用，一度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标杆。

早在1624年，英国就已经开始实施《垄断法规》，这部实质上的专利法明确规定，把专利权授予最早的发明者，这些发明涉及新创工业领域中的最早发明。专利法出台后，对财富和荣誉的渴求，使几乎所有英国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中。到1851年为止，英国总共颁发了13023项专利。英国政府通过规定专利法的手段，有力地促进和保护了私人的发明积极性，大大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杨梧入职五年后的1987年，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毕业生姜建成也闯入了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化学部。

姜建成不擅长实验，但很喜欢文字工作。他自嘲当时连专利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听说那里每月的奖金高达32元（研究所里的奖金为每月8元），就去了。”他笑着说。

待姜建成入职，要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只能依靠“半工半读”的培训，已经没有脱产学习的时间。

杨梧工作15年后的1997年，中国矿业大学机械专业硕士毕业生肖鹂，在招聘会上被创立五年的柳沈律师事务所吸引——要求理工科硕士、英语六级。当时的她，正纠结于去一家外资企业做销售还是去体制内做科研。

“面试我的是时任机械部负责人杨梧老师。”肖鹂说，一边听他介绍什么是专利，“我一边想，太适合我了”。

肖鹂是一名社恐的女性，严重晕车——以至于几乎不能出差，喝酒过敏，在很多行业，这些特质都是晋升的致命伤。但她从专利代理师、专利律师，再到合伙人，乃至后来参与创办新的专利代理事务所，职业发展从未受到影响。

入行后，肖鹂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向人介绍自己的职业。这一挑战持续至今。

“时常被追问：什么是专利？什么又是专利代理？”她笑着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入行近30年的资深涉外专利代理师也记得这种无人知晓的感受。十多年前她陪家人参加了一场朋友聚会。当介绍自己职业时，她迎来了全场寂静无声的尴尬。“大家因为完全不了解，而无法接话。”她笑着说。

自工业革命以来，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便紧跟全球科技浪潮动向——从基因工程到5G革命，这也要求从业者具有高水平的快速学习能力。前述四位从业跨度达二十年的专利代理师，都陆续考取了律师资格证。

在大多数国家，能同时持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和律师资格证的群体，是被称为“金领”的精英群体。在前述不愿具名的资深专利代理师看来，正是中国在专利制度初创期的强烈需要，让一代年轻人迅速成长，承担起了这一时代重任。

放眼全球，常年加班、晚婚晚育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在AIPPI杭州会议现场，这也是跨国社交时，同行之间用来拉近距离的常见话题。

成为一位优秀的专利代理师，还意味着全面且均衡的能力。杨梧总结，要有理工科的研究能力和对前沿技术的敏锐度，但不能“钻牛角尖”；要有管理能力，要“和光同尘”，还要有商业头脑。“总之，我们是很跨界、非典型的一群人。”他笑着说。

过去四十年，杨梧和他的同行是中国最早接触国际前沿技术，并将其消化引进保护的人群。他们隐身幕后，助力中国成为有国际吸引力的创新投资高地。

1978年以来，日本松下电器、美国的可口可乐、通用电器、摩托罗拉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巨头。1994年，中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引资国，此后三十年，中国吸收外资持续稳居世界前列。

鉴于专利代理在专利制度运转中的重要作用，2011年2月11日，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专利代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将“专利代理人”称谓变更为“专利代理师”。七年后的2018年9月，新条例正式通过。

成为创新的“造雨者”

1993年，杨梧离开体制内，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柳沈知识产权服务公司”（下称“柳沈”）。此后，他逐渐成长为柳沈的所长，并见证、助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据他回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把指定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权力下放到了原中国专利局。中国专利局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大形势，考虑审批一家民营代理机构。于是，1993年3月，已从贸促会退休的柳谷书与从原中国专利局副局长一职退休的沈尧曾，联合创立了柳沈。随后，经原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柳沈又取得了商标代理权。1993年下半年，经司法部批准，柳沈成为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展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等法律业务。

（新闻联播中的柳沈成立画面，左二为柳谷书、右三为沈尧曾）

数年后，原中国专利局进一步放开审批，专利代理行业开始快速增长，收费也开始向市场导向转型。1998年3月,原中国专利局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并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2009年，杨梧开始担任柳沈的所长。到2024年，柳沈已从创始的十几个人发展成为500多人的律师事务所，杨梧介绍，柳沈也曾有机会拓展业务领域，成为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但最终，创始合伙人们依然坚持共同的情结：深耕知识产权。

据《专利代理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8年—2015年）》的描述，专利代理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但在行业初期，由于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迅速，而专利代理从业者数量增加缓慢，且知识老化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供需双方差距过大，工作质量难以保证。

在此背景下，自2010年起，杨梧开始担任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会长。此后的十年，他将柳沈在专利代理领域的诸多成功经验复制向全国，并推进全行业的能力提升。同一时间，姜建成则担任协会的副会长，协助杨梧一起工作。此前的2003年，姜建成也离开原单位，创立了市场化的专利代理公司。

建章立制先行。这十年，专利代理师协会每年都组织人员对《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改与《专利代理条例》的修订工作提出建议；此外，制订了服务指导标准，不断加强行业自律，搭建起了中华全国专利代理诚信信息平台，制定了纪律处分规程等。

2013年，杨梧被推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一职位上，他同期呼吁并推动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立法和执法等多重变革。

在姜建成和肖鹂看来，杨梧是完整见证了中国专利领域从零到一创建的转型期人物，也是推动专利代理行业繁荣的“造雨者”。

姜建成观察，杨梧具备行业领军者的重要素质。首先，目光远大，能看到全行业未来8-10年的发展趋势；其次，充分听取多方意见的同时，能总结并升华形成决策；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对自身利益相对超脱，处事公允的人。

杨梧与姜建成是中国最早的专利代理从业者，都有过在国外事务所执业的经历。他们对行业发展有共识：“市场化”“分散化”是必然趋势。

杨梧介绍，公司间的复杂竞争关系，会引导行业走向“分散化”。比如，柳沈代理了公司A的专利申请与诉讼业务，那么与公司A有激烈竞争关系的公司B就不会找柳沈代理。现实中的状况非常复杂，为了准确识别利益冲突，柳沈甚至专门成立了利益冲突委员会。

另外，这并非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在很多领域，开发出一款产品并形成生产线，就能迎来产能暴增，但在专利代理行业，每个专利申请，都需要个性化的代理服务。因此，构建一个分散的生态，才能承接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需求。中国地域广袤，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导致需求并不相同，不同区域的事务所之间并无太多竞争关系。

另一个共识是，需要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建立行业荣誉感。

杨梧担任专利代理师协会会长后发现，制约各地事务所发展的最大瓶颈是流程管理能力和培训体系的构建。

知识产权申请是一个对流程和时间要求非常繁琐的领域。据中国专利法，在专利申请、审查、授权和保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日期‌就有优先权日、申请日、公开日、授权公告日、终止日等。

杨梧举例说，柳沈每年经手的案子有上万件，创立三十多年累计案件数量更多，每个案子都涉及到复杂的期限。比如一个从国外委托而来的案子涉及优先权，一旦错过一年期的时效，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又比如发明获得专利授权后，每年都需要缴费，一旦错过时间，该专利就失效了。

姜建成也介绍，在他创立的北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30%-40%的人员在专职负责案件的流程管理。在他看来，这也是专利代理机构与律所的最大不同：更需要团队合作，客户往往是把案子委托给整个所，而非具体的人。

杨梧回忆，中国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最早的管理能力构建，很多来自海外合作伙伴的帮助。有一次，几家日本大所来中国培训，连内部使用的表格都复印给中国机构了。因此，具备高起点的中国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才能在专利法正式施行后，承接住来自国际公司的巨量申请需求。

多年以后，他才理解：虽然几家日本所彼此间有竞争关系，不会共享信息，但在中国申请专利，日本所只能依靠中国伙伴。培训中国合作者，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市场保护本国的创新。

“你们能力足够，我们才敢把复杂的案子交给你们。”多年以后，一位日本同行说。

受此启发，杨梧领导协会举办了多次管理经验交流班，主题包括事务所的经营模式和理念、风险控制、程序管理、客户管理、人员管理等。他事无巨细地将这些秘诀传授给了全国各地的专利代理所，尤其是人力资源不够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事务所。

另一个持续至今的难题是高端人才匮乏。几乎每家专利代理机构的首要挑战都在招聘环节。杨梧回忆，为了保证交付质量，在20世纪90年代，柳沈对专利代理师和律师的招聘要求就是理工科硕士以上学历，英语六级。即便这样，也只能算是“一张白纸”，柳沈因此投入资源，自建了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

而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更需要持续的重金投入。

柳沈现任所长陶凤波于1995年初入职，他至今记得，1997年自己作为首批接受海外培训的骨干，被派往德国的事务所实习三个月。在那个外汇紧缺的年代，他们不仅获得了在异国脱产实习的机会，还有生活补助可拿。

即便如此，陶凤波回忆，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出国，担心当地消费水平太高导致补助不足，杨梧专门给了一些美元，还嘱咐说“该花就花，别小气”。

“我可不是那小气的人，那些美元最后没剩下多少。”陶凤波笑着说。

二十多年间，陶凤波的几十位同事也陆续被派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地进修，这些经历帮助他们逐渐成长为业界一流专业人士。

为了吸引人才，柳沈还建立了一套能够长久发展的晋升机制：从专利工程师到专利代理师，再到资深代理师，最后成为合伙人。杨梧表示，合伙人在退休的同时也会退股，其股份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让，而是会留给新晋升为合伙人的年轻专利代理师。这就给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让他们找到归属感。

姜建成也深度认同这一理念，2022年他以“裸退”的方式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公司。

为了提升行业荣誉感，十年间杨梧等专利代理师协会领导促成了行业与国外知名培训机构合作，组织专利代理师赴法国、美国、德国等国进行培训，逐步提高行业人员处理国际事务的水平和涉外业务能力。

杨梧离任之时，截至2020年底，全国执业专利代理师超过2.3万人，专利代理机构达到3253家（不含港澳台）。

但让他唏嘘的是，上任时的目标——“把专利代理行业办成高端行业”，依然任重道远，诸多中国专利代理机构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主要靠“卷价格”来抢业务。

（杨梧在多个场合推介专利代理行业）

见证中国企业走向创新高地

过去三十年，杨梧一直在耐心等待中国创新市场的全面崛起，以及对高端专利代理服务的井喷需求。

入行以来，他见证过诸多跨国公司的相似成长曲线。一些后起的国际科技巨头也曾在其发展初期对专利代理的价格非常在意，或者说“卷价格”，但只要发展到某个关键节点，就会主动投入重金布局高质量专利，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改变的主要动力，就是立志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杨梧说。

但这是漫长且煎熬的旅程。他每年都会在柳沈发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为中国本土客户服务。但多年以来，中国市场对高质量专利申请的实际需求并不旺盛，很多本土企业愿意支付的价格甚至无法覆盖成本。

简单说，中国市场首先要产生出优质的发明创造。中国专利代理师会帮助提炼出这些发明的核心“技术价值”，随后撰写出能提升发明“商业价值”的专利文本，并在最终审批环节，为发明在全球市场争取到最大范围的法律保护。

杨梧描述，优质专利撰写需要高端人才投入足量的心力和时间。以柳沈为例，普通专利撰写至少需要资深代理师花费三天时间，复杂些的则平均需要5-10天。

“价格太低，我们就无法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行业也会后继无人” 杨梧说。

2000年后，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中国企业加速布局国际市场，随即遭遇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首轮知识产权硬核挑战——侵权诉讼。

国际竞争正是企业专利水准的试金石。日本知名设计师山本耀司曾说：“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只有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反弹回来，才能认识“自己”。

最近5-8年，柳沈终于等来第一批需要将专利进行全球布局的中国企业。杨梧劝那些对价格敏感的企业，“把会在国际布局的重要专利先交给我们，免得以后被海外竞争对手挑战吃大亏”。

同时，杨梧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企业开始重视专利运营、上市或并购之前的专利尽调和专利导航，并催生出更多商业战略导向的专利需求。

但杨梧仍在期待的更大市场需求，将产生于中国企业集体进入创新高地之时。

肖鹂是 “All in”本土企业高端专利需求的早期开拓者之一。2007年，她因家庭原因从香港一家国际专利代理事务所离职返回北京，同期开始新的职业规划。在香港，她早已习惯了中环写字楼的精英环境，也熟悉了运营专利事务所的全流程。

她至今感激，“杨梧老师不仅给予我们鼓励，还会在关键时刻点拨。”

最终，她参与创办的这家高端事务所将客户群体定为中国本土企业。

回忆起来，肖鹂依然觉得这个定位相当冒险，因为彼时涉外业务和国内业务在收入和要求上，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如果找不到足量的匹配业务，创业只有死路一条。

肖鹂一直记得，2000年参加的一场全国行业会议。席间，一位资深专利代理师发言，“我们代理国内业务的是发展中国家，你们做涉外业务的是发达国家。你们要求研究生加英语六级，我们就要求大专毕业” 。

但长期而言，这不仅顺应了中国企业创新升级的大趋势，也符合她的志向。过去，她在涉外所的主要角色是接受来自发达国家合作伙伴的需求，将全球科技巨头已经在海外申请的专利消化后在中国申请本土保护；而现在，她可以从零到一为中国客户撰写专利，并帮助其设计全球专利布局策略。换言之，她可以从一个单纯的国际专利“接包商”，转型为一个中国原创专利的“发包商”。

2008年，这家初创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获国知局批准成立。在运营中，肖鹂沿用了国际事务所的招聘和培训标准，熬过国际金融危机后最艰难的市场培育期后，事务所陆续等来了自己的重要客户：华为、宁德时代。

16年后，这家130多人的公司，业务开拓依然只靠口碑。“我们的核心优势是解决高难度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中国企业案子。”肖鹂说。

现在的肖鹂衣着朴素，创业前的套装已经很少有机会穿。作为一名不擅长酒桌文化的女性，她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很满意。“我们的生意从不靠喝酒。”

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持有高质量专利，肖鹂是看这些专利能否产生商业价值。在她看来，只有那些依靠创新获得收益，且在国际诉讼中有过“刻骨铭心”遭遇，被法院判过几个侵权的中国企业，才会认可高质量专利的价值。

“这也是我希望服务的群体。”她说。

见证了行业沉浮，姜建成期待，伴随中国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专利能回归其商业工具的本质——让创新产生商业价值，同时为创新建立护城河、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杨梧则强调，越是高质量发明，专利文件撰写就越重要。如果一个好的发明，因为专利文件撰写得不好，而降低价值，“那是我们专利代理师的犯罪。”

过去数年，伴随更多中国本土创新企业的崛起，对高质量专利的追求，已经成为全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

2019年，国知局明确了“高价值发明专利”的五种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2024年7月29日，国知局局长申长雨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处在由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

业界亦普遍认为，中国已解决了专利的数量问题，但专利质量依然有待提升。

据国知局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1.5万件，稳居世界第一。另据WIPO统计，2012年，中国专利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稳步增长，2018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高达154万件，约为全球申请专利总量的46.4%，超过美、日、德总和。

但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赛迪研究院研究员王磊和李新撰文指出，中国高质量专利数量偏低，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产业创新能力不够强。该文还援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亚洲知识产权项目负责人马克的观点称“高额补贴会导致专利质量下降”。       

“非正常申请是中国专利领域的顽疾”，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介绍，一些专利申请人弄虚作假、拼凑专利申请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各级政府的专利申请资助或者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漏洞，骗取资助、补贴或其他优惠待遇。

2018年，国知局已开始对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进行排查处置。2024年1月，最新修订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开始实施，授权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进行警告或处10万元以下罚款。

2022年1月，国知局印发《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提出逐步减少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性资助，每年至少减少25个百分点，直至在2025年以前全部取消。此举旨在进一步消除评价指标和专利资助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纠正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

尾声

午餐时间即将结束，杨梧也要重回他的战场。谈及中国创新的未来，他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沉默半响，眺望向窗外——那里是钱塘江畔大片的桂花树。只要沿着江边散步，立刻会被花香包裹。从这里奔流几十公里后，钱塘江也将从海宁最终注入东海。

随后，他缓缓说，柳沈这类高端涉外所的国内业务占比，从最初的不到10%，经过了三十年发展到今天的近30%，“未来十年，我们希望能提升到50%以上”。

“专利是有近两百年历史的舶来品，过去四十年，它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长枝，我们仍需‘继续努力，然后静待花开’”。杨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