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奋斗，如今正大步迈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但在出海的征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12月27日，厚助投资联合创始人王家路在“2024《财经》跨年演讲：新风向·大家说”上以“第三方资助助力中国企业出海”为题带来了分享。
厚助投资联合创始人王家路
王家路指出，国内企业出海拓展面临诸多风险：政治风险至关重要，政权稳定性及政治边缘问题会影响投资收益。商业风险方面，存在营销模式适应性、隐私保护及法律风险等。如国内电商企业在产品发货时附加广告可能侵犯隐私并引发集团诉讼，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发电厂时也因法律问题在仲裁中败诉并赔偿3亿美元。
在国际争议解决中，新型的第三方资助工具自1994年演变而来，最初被视为刑事范畴，如今已在西方国家合法化并广泛应用。其主要作用是帮助企业在法律上获取利益，资助方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胜诉后分享收益，败诉则无追偿权。全球约有百家活跃的第三方资助机构，中国自 2016 年起也陆续成立了10多家，主要为海外投资和金融机构追债提供法律和资金支持。
此外，王家路还强调了企业在海外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差异，以及第三方资助在案件分析、财务支持、投资仲裁等方面的重要性，其具有案件败诉时企业无需承担成本等特点，能够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争议解决方面的助力。
以下为嘉宾部分发言实录：
大家好，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主要生产要素占比的不断攀升，众多企业家将全球布局纳入重要战略规划之中，中国企业积极出海探寻商机。然而，这一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类风险。在此，我着重为大家阐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以及法律风险，同时也会介绍国际上一种新型的争议解决工具——第三方资助。
回首1996年，那时我刚从国外留学归来从事律师工作。曾有一家国外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就因为一张名片背后的公司介绍以及购买手机在中国使用的相关事宜，多次向我咨询是否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尤其是广告法的相关约束。当时，为了给他们一个准确的法律分析意见，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仅仅是关于购买手机的问题，我在北京三元桥的中国移动营业部获取了一份购买手机须知，以此为基础为其撰写法律意见。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跨国企业在异国他乡处理法律事务时的谨小慎微以及面临的复杂情况。
在当下，中国企业早已走过了单纯引进国外技术与资金的阶段，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奋斗，如今正大步迈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但在出海的征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
先谈谈政治风险。前几年，有两位中国个人投资者前往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斥资7000万美元建设了众多手机4G基站。然而，就在项目即将完工之际，当地政府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其工信部补发全部基站的运营许可，这使得他们的投资收益瞬间化为泡影。最终，他们不得不依据中国与东盟的投资保护协定，通过提起投资仲裁来寻求法律救济。由此可见，政治风险首当其冲，当地政权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权更迭、官员更换等因素可能对投资造成的影响，同时，地域政治边缘问题以及贸易制裁等情况，也都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收益产生不容忽视的干扰。
接下来是商业风险，也就是市场风险。在中国国内，企业通常习惯按照本土的思维模式进行产品推销、市场推广以及企业经营活动。然而，一旦走出国门，这些在国内行之有效的营销模式可能就会在国际市场上遭遇严峻挑战。比如，有一家中国电商企业，当发现客户购买婴儿尿布时，便在发货产品中附带奶粉广告。在国内市场，这种营销手段或许司空见惯，消费者也能够接受，但在国外，这却被视为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正因如此，该电商企业的平台资金遭到冻结，甚至面临诉讼，极有可能遭遇集团诉讼，从而承担高额的赔偿费用。这就明确地警示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时，必须深入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的营销规则，及时调整自身的营销模式，以有效应对市场风险。
再讲讲法律风险，这一风险尤为复杂。早年，有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前往南美洲一个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投资建设发电厂。由于在中国，施工企业获取项目大多需要垫资，这位企业家便将这一模式照搬到了国际项目中，先行垫资2亿美元，历经两年的建设，眼看项目即将交付。然而，当地却出现了武装组织，他们抓住企业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瑕疵问题，采取武力手段将企业人员驱赶离场，并拿走了所有施工资料。随后，在2014年2月 18 日，对方在中国的一个国际仲裁机构（位于新加坡）提起了仲裁。此次仲裁采用了一种特殊规则，即只有律师能够查看相关证据，当事人却无法知晓。而由于当事人手中没有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清楚律师在仲裁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因为律师按照规定不能向当事人披露对方提交的证据。在不断更换律师后，直到距离开庭还不到30天的时候，才通过新的律师成功取消了这一仅律师可见的程序，当事人才得以看到证据。但此时，留给开庭准备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最终导致该企业输掉了这场仲裁案件。败诉后，企业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撤销仲裁结果，理由是仲裁程序不公，但未得到法院支持，原因是法院认为企业原本有足够的时间去争取自身权利，却因频繁更换律师而错失良机，所以应当自行承担时间成本。就这样，这家企业不仅2亿美元的投资款无法收回，还需额外赔偿对方3亿美元的后续工程款项。这一案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企业由于不熟悉国外法律制度，即便原本有理有据，也可能在国际仲裁中遭遇败诉的惨痛结局。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种在国际争议解决活动中被广泛应用的新型工具——第三方资助。所谓第三方资助，是指资助方与原告、被告或者申请人、被申请人在事前并无利害关系，当争议发生时，资助方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待案件胜诉后，按照事先约定与被资助方分享收益成果。具体而言，资助方会承担诸如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专家费、鉴定费等一系列费用。一旦案件败诉，资助方没有追偿权，这与通过银行贷款打官司的情况截然不同，银行贷款无论官司胜负，借款人都需偿还贷款，而第三方资助则无需偿还。
第三方资助的演变历程颇具渊源。早在1994年的英国，出现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判例。在此之前，英美国家的法律是禁止第三方资助行为的，将其视为一种不当的帮助行为，甚至将其纳入刑事范畴。当时的案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驾车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无力支付修车费用，而肇事者又拒绝赔偿。于是，车行老板决定出资为其聘请律师打官司，并约定打赢官司后，肇事者支付的修车费用归车行老板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对方提出这种资助行为违反了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属于恶意诉讼。然而，最终法官（一位爵士）经过审理认为，在这个具体案件中，车行老板的资助行为并不会对整个诉讼产生负面影响。最终，肇事者按照判决赔偿了受害者的损失，使得受害者能够支付修车费用，从而认定车行老板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
从这个案例开始，西方国家逐渐对第三方资助的合法化予以认可，并确立了其在国际争议解决中的地位。此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东南亚的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等，都纷纷允许以资助的形式参与到国际争议解决当中。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国际上活跃的第三方资助机构大约有上百家，其中有4家上市公司分布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中国，第三方资助机构自2016年起陆续成立了十几家，主要致力于为中国的当事人在各类争议解决案件中提供资助支持。例如，我们互助机构于 2021 年成立，重点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追债业务，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和资金保障，这便是第三方资助的发展历史概况。
那么，第三方资助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实际上，资金支持仅仅是其业务模式的后端部分，更为关键的是，第三方资助机构会对案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在国际第三方资助行业中，真正能够获得资助的案件数量极为有限，往往不超过个位数。这背后存在多种原因导致大量案件最终未能得到第三方资助。其一，部分案件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打官司的必要性，其中存在律师挑唆的因素。当企业遇到争议向律师咨询时，哪怕只有 1%的胜诉可能性，多数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出发，往往会建议企业去争取，就如同医生在面对需要急救的病人时，从职业本能上会全力施救，而不会过多考虑病人救活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等因素。其二，专业代理律师所制定的方案未能达到最佳效果，从而使得原本有理的案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其三，法律适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同一个案件，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或者欧盟等不同的司法区域打官司，其结果可能会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如同选择了错误的战场，会对案件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方资助机构能够为企业提供令人安心且准确的判断，通过对案件的全面分析，从法律层面，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专业的评估和建议；从财务层面，为企业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为例，早些年，中国大多处于被国外指控侵犯知识产权的被动局面，但随着中国人才的不断涌现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中国也有大量的专利在国外遭遇侵权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要打一场知识产权侵权官司，在中国需要着力维护专利的稳定性；在欧盟，可能需要申请禁令以阻止侵权产品的销售，使其下架；在美国，则可以尝试申请惩罚性赔偿。然而，这样一场知识产权官司往往耗时5至10年，所需投入的律师费以及其他法律费用至少在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起步。对于一般企业而言，独自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这正是第三方资助机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和专业的法律分析支持。
此外，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而言，当遇到当地政府征收法律规定发生变化，致使投资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时，企业往往需要提起投资仲裁，依据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向当地政府（东道国）主张自身的合法权利。但这样一场投资仲裁下来，企业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国家主体，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这对于单个企业来说通常是难以独自支撑的。多年来，我们互助机构也一直在积极投入资源，全力帮助中国企业应对这些投资仲裁案件，充分彰显了资金支持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那些财务困难的企业需要第三方资助，实际在国际上，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尽管现金流充裕，但也会选择采用第三方资助。这是因为，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例如企业需要投入500万美元打官司，而对应的案件标的高达7000万美元。从企业的经营角度来看，在5年的时间跨度内，企业使用自身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收益或许能够等同于甚至超过投入案件的资金成本。然而，最为关键的是，如果案件最终败诉，采用第三方资助的企业无需承担这笔成本，甚至也不需要向对方进行任何赔偿，这无疑为企业在应对重大法律纠纷时提供了一种更为稳健的风险应对策略。
再谈谈法律适用问题。如今，许多企业都选择在海外上市，采用VIE架构，整个交易安排架构通常设立在开曼群岛，并约定争议解决地点在新加坡或者香港，然而企业的生产运营却在中国，上市主体在美国。当争议发生时，究竟应该在中国、新加坡还是在美国打官司，这就需要进行全面、综合的判断，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以及各种复杂的法律因素。
由于时间有限，在此我只是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了第三方资助这一全新的产品。它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创新模式，能够为企业在商业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是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有力工具。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新风向·大家说”2024《财经》跨年演讲于12月27日在郎酒庄园举行。活动由《财经》杂志、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主办，郎酒股份承办，TalkingData联合呈现，长江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多位商界领袖及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共同探讨未来发展的新风向与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