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为何频繁调动官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姚洋等
“贤能体制下官员的调动与选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稿C2013002
一般而言，官员任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助推经济增长。但官员通常又是任期制的，在接近任期的时候官员容易出现卸责、寻租等行为。那么如何激励官员并有效应对任期制产生的问题呢？
1994年至1998年，中国18个省241个城市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这一级别官员在单一城市的任期超过一半任职时间不满三年，30%以上不足两年，大大低于五年任期。
在同一城市任职低于五年的市级官员中，高达78%是平级调动，只有14%是晋升。平级调动意味着官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城市任职。
这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任期变短更容易促成官员的短视行为，何以中国会频繁调动官员呢？通常的解释是调动官员有助于抑制地方利益集团的形成，防止其相互勾结，保障上级政令畅通。但这用任期制本身就可以解释，无法解释何以会提前调动。同时，由于中国实行地方官员异地任职回避制度，所以提前调动似乎也无助于防止地方勾结行为。
该研究的解释是，频繁调动官员是为了解决官员能力识别问题所采用的权宜之计。这种半制度化的人事安排，一来将人事权掌控在中央，二来能形成不同的“官员-辖区-时间”的匹配变化，这种匹配有助于将特定地域因素和特定时间因素从官员的政绩中剔除掉，使上级能识别官员能力。
这一方法可应用于更加基层和高层的官员选拔中，用来比较官员的个人能力。这也是通常以学历等指标作为甄别手段的一般的选贤任能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所以相对来说是一种务实的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制度。
当然，频繁调动地方官员的确导致了地方官员一定程度的短视行为。因此，这种频繁调动官员的手段作为甄别机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仍有待探索。
制度
央企领导如何晋升
中国人民大学 聂辉华等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
《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通过对2008年至2011年189位央企领导的职位变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首先央企的经营收入增长率提高，将会有助于央企领导的升迁，同时也降低了央企领导离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企业绩效对升迁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拥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身份的央企领导，相比于没有此类身份的央企领导，有更好的升迁概率和更低的离职概率。这也表明政治身份在央企领导人的升迁路径中有很大的影响。
再次，拥有博士学位对央企领导升迁有帮助，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准官员对博士学位的追求。
最后，一个央企领导人在自己的职位上的经济报酬，对其是否升迁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央企领导人的升迁并不直接关注绩效，因为经济报酬通常是对绩效的一种认定。这证实了央企领导更像政府官员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观点
雁行理论的中国意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晓波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简报
2013年第011期
所谓“雁行理论”，是指世界经济发展遵循雁行模式，有领头的，也有追随的。那么时至今日，雁行理论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
按目前的测算，中国很有可能已经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增幅放缓，这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之所以说中国可能已经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是因为根据实际工资价格，2004年前，西部贫困地区的工人工资几乎没有上涨，但在2004年之后却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上涨。
劳动力价格上涨后，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迅速下降，其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走出去”，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以及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转移，与当地价格较低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要素结合起来，实现了优化配置。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完全有可能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部转移。
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