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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并非对自由、民族、乌托邦、浪漫主义等概念进行纯学术性的梳理，他更侧重的是以特定概念为纬，以各思想家的相关理论为经，从各思想在后来历史和社会中的演变来对这些传统思想进行反思
从2001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俄国思想家》以来，12年间以赛亚·伯林的多数作品都在中国得到译介，并迅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热烈反响。今年8月，《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第一卷又翻译出版，译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反响之迅速强烈，在国内并不多见。
同样有趣的是，伯林著作开始被译介不久，可以说国内学界几乎还来不及充分了解并消化吸收，就出现一系列批判文章。2005年邓晓芒首先发表一篇长达17页的论文，批评伯林的自由观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在立场上狭隘不公，对事实的分析肤浅片面。接下来像《伯林消极自由主义思想所引发的质疑和回应》《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贫穷预示着自由本身的缺乏——G·A·柯亨对以赛亚·伯林的批判及启示》《画地为牢的“个人”与政治自由——对伯林自由理论的批判》《伯林批评理论的矛盾及文化身份的根源》等，这些文章或介绍他人，或自己分析，对伯林从理论到立场展开批评。
自由的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