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的交通银行，再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
从上一轮的股改到新时期的深改，交通银行改革的逻辑不断递进。与十多年前率先股改上市不同，这一次，它试图通过探索实施优化股权、完善机制、内部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化运营上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
2014年7月，交通银行在业内首个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议。2015 年6月，交行深化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今年8月，交行发布公告分拆交银国际在境外上市议案。
这是上一轮始自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延续。2005年6月，交通银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作为首家实现股份制改造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资本市场亮相，此后建行、中行、工行、农行相继在境内外成功IPO。
在《财经》记者接触的金融业界人士看来，交行独特的国有基因+股份制特色，使其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多次承担了探路者角色。
这一次也不例外，作为中国第一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交行已经形成国有资本、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共有的股权架构，股权分散程度优于其他四大国有银行，最具有深化改革的基础。
交行推进此次改革的背后，是大为不同的市场形势。中国银行业在经历了业绩飙升的黄金十年后，正经历着宏观经济降速、产业结构调整、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一系列的冲击，经营压力陡升，利润和资产质量双双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3290亿元，同比仅增长2.83％。五大国有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受益于出售南洋商业银行，其他几家的净利润增速均在1％上下徘徊。
在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不良贷款余额14939亿元，较年初增加了2195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6％，比年初高0.09个百分点。五大行中，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的不良贷款率仅比商业银行低零点几个百分点，其中农行不良贷款率甚至超越商业银行达2.39％。
聚焦交行自身，独特的基因在为其赢得改革先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后续发展中角色定位的尴尬。
今年三季度末业绩显示，交通银行资产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与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20万亿元上下的资产规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业务利润上，其今年前三季度525.78亿元的利润，仅比不断追赶的招商银行同期521.42亿元净利润略为领先。
部分业界人士分析，相较于四大行，交行不具有网点规模、流动性、息差优势，同时却在管理机制上受到比一般股份制银行更大的约束，灵活性不足。在经历了前期的改革探路后，接下来关键的是，能否在股东层面、监管层面、激励机制层面给予交行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时刻，背负压力的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在今年7月和9月，两度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坦然剖析改革的预期前景及所面对的形势与挑战。
对于2014年7月交行提出的深化改革建议,牛锡明表示，当时有一个想法：接下来的改革中，交通银行能不能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市场起更大的作用？用人权能不能更多地体现市场因素？薪酬的决策权能不能交给市场？
这与业界一些人士所预期看到的改革成果不谋而合。标准普尔资深董事廖强表示，交行本就是混合所有制出身，改革的关键是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是否会发生变化，但目前尚未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后续由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变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牛锡明认为，市场化改革要与内部经营机制改革相结合，交通银行目前能够推进的还是在公司基本架构之下侧重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这是与上一轮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同的地方。
完善股权结构，引入民营资本，建立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内部经营机制和薪酬制度改革……已经获批的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罗列了12条举措。
对于各自的进展，牛锡明表示，有些措施已经落地并初见成效，有些尚待政策明确具体操作，有的则需要争取政策上的适度放松，而用人权和薪酬激励是改革中的难点。
“目前，交行在用人机制上的改革是，凡是党委委员必须由中组部管，这是不能动的。除此之外，可以对能够实行业绩考核的专业岗位实行职业经理人，进行市场化招聘，薪酬可以市场化商议。”牛锡明向《财经》记者说道，管理层和员工持股则需等待相关政策出台。
对于当前银行利润下滑、不良贷款率攀升，有着30余年银行工作经验的牛锡明并没有将原因简单归咎为宏观形势的不可抗力，他说：“近几年我们的经营主导思想是有偏差的，比如不应该倚重支持贸易型企业，还是要支持具体生产经营的企业，很多损失来自于那些打着贸易型企业的旗号，拿钱炒股、炒房或者搞民间借贷。”
两次共计6小时的深度交谈，《财经》记者眼前的牛锡明作为银行改革实操者，正面对理想与现实、利益与风险、局部与整体……进行着艰难的权衡与抉择。
在业界看来，交行此轮改革意在重塑交行优势，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说，亦是一场深度市场化改革攻坚的探索。
深改探路：子公司先行
多位业界权威人士认为，如果推行混合所有制试点，那么交行是中国金融业最理想的标的。
申万宏源（香港）分析：交行改革基因优秀，是中国第一家全国股份制银行、第一家完成改制实现境外公开上市的银行；交行股权基因良好，目前公司已经形成国有资本(财政部 26.53％、社保基金14.47％)、境外资本(汇丰银行19.03％)和民营资本共有的股权架构，股权分散程度优于其他四大国有行；交行内生改革诉求最强。
从2015年6月交行深化改革方案获批至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尽管交行在深改上有较多举措，但这些是否就是业界期待的亮点？
据《财经》记者了解，交行此前提出深改，也曾希望引入5％左右的民营资本，通过引入民营机制推动用人和薪酬机制改革。但由于在人事权和薪酬权上无法给予民营资本相应的决定权，因此，民营资本积极性受挫。
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停滞。
依照深化改革方案中所列出的完善股权结构、引入民营资本，建立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内部经营机制和薪酬制度改革……等12项举措，相当一部分改革将在交行旗下子公司股改上市等资本运作项目中实现。
8月25日，交行发布董事会公告，审议通过分拆交银国际在境外上市的议案，初步建议在香港上市，首次公开招股的90％股份为国际发售，其余10％在香港公开发售，交银国际的发行规模不会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8％。交银国际上市后，交行对交银国际仍将保持绝对控股地位。
10月28日，交行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交银国际境外上市相关议案，方案尚待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
《财经》：对照2004年启动的上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此次深化体制改革对于交行来说将带来哪些历史性的变革，这一次改革与上一次改革有什么区别？
牛锡明：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是很大程度上的产权结构改革，把一个非上市、非股份制公司改造成上市的股份制公司，而这一次改革，我归纳为强身健体式的改革，是公司基本架构之下侧重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
现在各界对于中国公司有一种评价，就是 “形似神不似”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对公司内部治理进行改革。所以，这一次国务院批复交通银行改革试点，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让交通银行在内部治理机制上进行改革探索。
《财经》：在获批的改革方案中，业界普遍关注用人、薪酬机制、员工持股等几个方面，对此，交行有怎样的规划？
牛锡明：交行作为第五大银行，要在用人上作出根本性改变有难度，因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但作为改革也需要有实质性进展。目前，交行在用人机制上的改革是，凡是属于党委委员必须由中组部管，此外，党委书记必须兼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必须兼行长、监事长，还有党委成员兼执行董事。这是不能动的。
除此之外，可以实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概念是，可以进行市场化招聘，薪酬可以参照市场化决定。但是，我最关注的是招聘过来干什么，所以交行未来搞全球化招聘，必须给应聘者独立的条线并且能够进行业绩考核。
与全球银行相比，现在中国商业银行最弱的是全球交易业务，而这个业务和交行现有的分行管理体系可以适度分离，用相对独立的系统去做，基于此形成一个团队，市场化招聘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进行独立考核，这样的招聘会很有意义。但前提是，先要把这个独立的业绩考核体系做起来，否则市场化招聘就没有意义。
在员工持股方面，交行初期的设想是先行先试，在子公司股改上市中，同步建立管理层、员工持股机制，但目前看来，还需要等待有关部门政策出台，因此，我们决定分两步走，先实现子公司股改上市。
《财经》：从目前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上看，交行选择了子公司试点，为什么选择交银国际？交银国际上市可带来怎样的改革示范意义？
牛锡明：交银国际在香港，而且又属于轻资产公司，规模不大，需要的资本金也不太多。
首先，交银国际上市是交行子公司股改上市的一个初步尝试，目的是为子公司深化改革试水；第二，计划交银国际上市后，可以建立更好的机制，推动业务更快发展；第三是希望交银国际可以作为独立的上市公司，实现薪酬市场化考核分配。
《财经》：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情况如何？
牛锡明：交行对于国有、民营、外资都欢迎，目前还在商谈中，不便透露。
《财经》：在香港上市后，交银国际运营机制上会进行哪些改革？
牛锡明：上市之后的总体思路是，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层经营负责制，按照香港公司治理的制度运行，这可能涉及总行的一些授权调整，总行尽量少干预，特别是在授权经营上要比较明确。如果这样的探索是成功的，有条件的子公司会比照这个去做。
《财经》：除了交银国际，是否还有其他子公司上市计划？
牛锡明：第二个是新疆的石河子村镇银行，打算在新三板挂牌，通过挂牌进行股权结构优化。另外，还有交行下属几个子公司，上不上市、怎么上市以及上市时间还在研究之中，方向是市场化经营。总体思路是逐步推动子公司挂牌上市，在政策允许前提下，在子公司探索建立股权激励。
薪酬考核改革：职业经理人制
2015年交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铁饭碗”。至今，该行64个经营单位的一把手已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占全行同级别管理层人员的三分之二。
业界普遍认为，长期以来，用人的行政化色彩和激励机制的计划经济思维，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应，交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管理层聘任的契约制和目标化考核，在此之上，一定程度实现薪酬体系重塑。
在内部治理上，交行正在营造国有企业不同以往的竞争性考核文化，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牛锡明认为，这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或缺的一步。
然而，这一制度的推行正遭遇当下离职潮的挑战。
2015年1月施行的“限薪令”，令利润前景堪忧的银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离职潮。
据2016年上市银行中报显示，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共计2.5万人离职。除去因成本管控、电子渠道替代因素引发的银行主动裁员，相当一部分员工，甚至中高层骨干因薪酬下降和优化职业选择主动离职。
10月17日，交行公告称，公司业务总监吕本献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开报道显示，今年以来，交通银行总行部门总经理及以上级别人事变动已经至少9人，公司、同业、零售板块均有涉及。
而按照职业经理人制度四年一届的考核周期，该套制度的有效运作，有赖于被考核者的职业稳定。
《财经》：在交行深化改革以及银行内部的治理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牛锡明：最难的还是“人”。在用人权上，推行市场化聘任有难度，既有机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在薪酬上，目前银行业绩不理想，且财政部有一套考核办法，用薪酬增量支撑改革有难度。我们只能进行薪酬的结构性改革。
在薪酬机制的改革上，交行对64个经营单位的一把手实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包括37家分行，12家海外分行，6家子公司，9家事业部和准事业部单位。
《财经》：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牛锡明：对这64名职业经理人实行目标化考核、契约化管理，同时下放薪酬考核权和一定的用人权。
具体来说，在实施前，和职业经理人签订契约化管理合同，下达每年要完成的指标，对经理人实行当年考核，根据考核决定奖金多少，并且对奖金建立三年延期支付；同时，对职业经理人实行四年任期考核，其中两年中间考核一次，进行初评价，四年进行总评价，如果一年完成指标不好，奖金受到影响，如果两年中间评价不好就要进行提醒、谈话，如果第三年考核仍然无起色的就会解聘、降级或者离开公司。
通过实行职业经理人考核，同级别管理者薪酬出现比较大的差距，80％是由业绩决定的。还有一个政策是，每年从董事长、行长奖励基金中拿出一定金额，对64个经营单位中业绩最突出的一把手进行奖励。2015年已经进行了第一次奖励。
此外，总行只对经营单位一把手进行契约化考核，将对副手的考核、部门内部绩效考核、薪酬权完全放给一把手，每年分给一把手多少奖金由总行说了算，但是对副手和其他人员的考核奖励则由他们自己（主要是一把手）决定；第二是人事调整建议权，如果一把手觉得哪个人不行可以向人事部门提出建议，我们会充分尊重一把手的建议。
《财经》：那么具体如何考核职业经理人，有怎样的考核指标？
牛锡明：我们具体采取“1+3+1”的考核体系。
第一个“1”是绩效考核体系，包括利润、资产质量水平、存款以及案件控制等30多个指标。
“3”是竞争力评级，包括成本、电子化分流率等11个指标；另一个是内控评价排名，是规范性指标，如差错率、违规率、案件发生等；第三个是服务评价。这是一个即期与长期相结合的考核体系。
最后一个“1”是员工幸福指数。交行设立了软件平台，将近7万名员工会通过这个平台对分行幸福指数进行打分。由此，分行一把手也有提高员工幸福度的意识。
《财经》：考核体系实行的效果如何？会否遇到现有体制或环境的阻力？
牛锡明：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后，一把手的压力很大，通过这个考核真的能够看出哪个分行行长能力更强或者更弱。
但是，这个体系的推行有一个难题：怎么保证职业经理人不流动？目前只有40％－50％的人能干满四年。职业经理人是契约化的，但是现有体制内很难完全做到，如何在探索中实现考核期人员稳定，是我们实行过程中要面对的难题。
《财经》：感觉到您很想推进薪酬激励机制深层次的改革，但目前银行出现离职潮，似乎对于新制度的有效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力。您认为，银行员工离职潮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牛锡明：一个原因与薪酬有关，交行的工资在行业中不算高，特别与民生、浦发相比大致差一两倍，即使和大行相比，交行也不占优。在离开交行的人中，80％的人都说去挣高薪。
此外，他们也会预期未来银行的不良资产、经营发展、利润增长受限，收入也会受到波及和影响；还有一些人在职业生涯上有一些想法。一些离职的一把手总经理或者分行行长，这类人大多会考虑是否可以升迁，但到了总行领导的位置会减薪，很矛盾。不管怎么说，离职潮确实和减薪以及预期有关。
《财经》：作为一家银行的董事长，是否担心限薪会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牛锡明：交行管理层队伍离职人数比较多，今年副处以上离职率较往年有提升，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限薪问题，我们已明确只限到总行领导，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们现在推出了专家型人才队伍建设，想通过这种方式留住人才。
组织架构调整：非产业事业部
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改革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事业部改革，事业部在人、财、物等方面较原有部门享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多家银行皆在乐此不疲地推进。
在深化改革细化的20个项目中，交通银行也强调要进一步推进事业部制改革。
目前，交通银行已陆续建立了太平洋信用卡中心、金融市场业务中心、资产管理业务中心、贵金属业务中心、票据业务中心、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六大事业部和托管业务中心、私人银行业务中心、集团客户部、战略客户部、投资银行业务中心、跨境贸易金融中心等几个准事业部。
与部分银行所推行的以产业条线划分的事业部不同，交行奉行搭建非产业事业部，即“只在与分行没有业务交叉或者利益冲突的领域推行事业部”，意在避免事业部与分行的利益纷争，实现协同作战。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原来以产业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产业形成的银行事业部已暴露出一定劣势。民生银行副行长石杰就曾表示,民生银行的行业金融事业部经营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主要原因,还有总行管理滞后等方面原因,也有事业部本身专业化、精细化能力跟不上的原因,必须提速改革。
廖强表示，事业部的本质是抓住业务发展方式，但是，很多银行把规模、赚钱机会当成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放弃、妥协一些东西，比如风控，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事业部制都不成功的原因。事业部制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服务，但是要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这样也许能够成功。
上半年，交通银行事业部制利润中心快速发展，六大事业部制利润中心税前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33.14％。
《财经》：目前，中国银行业呈现事业部制改革热，各家推行的改革各有不同，您曾写文章提到实行事业部制和省直分行大客户准事业部改革“双轮驱动”，那么，具体推行中是否会出现左右手互搏的现象？
牛锡明：需要强调的是，交行只在与分行没有业务交叉或者利益冲突的领域推行事业部，例如金融市场主要靠总行经营，分行很难独立做，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设立四个交易分中心，总行的交易中心的收入归总行，分行的交易中心的收入归分行。
类似的还有票据业务、离岸业务、信用卡业务等，都是独立系统，与分行没有业务交叉，分行有时只是扮演代理角色。
还有一部分是准事业部，例如北京管理部（北京集团客户管理部），因为大客户需要总行与分行协同来做。这种准事业部的特点是实行双边记账。
《财经》：事业部制的推行，带来了怎样的效益提升？
牛锡明：金融市场、资管业务、信用卡、离岸业务、贵金属业务、票据业务实行事业部制管理，每年都是20％的盈利增长，金融市场去年就增长了38％，如果没有事业部制的推行，交行转型发展很难启动。
《财经》：具体对事业部实行什么样的考核？
牛锡明：首先，事业部的利润增长比交行整体平均数要高很多，交行平均利润增长的指标一般是2％-3％，最高也就5％，事业部的指标则都是10％-20％；第二，事业部成立党组，财权自主，奖金发放自行分配；第三，适当下放人事权，比如处长、副处长的任用，事业部党组研究后报给总行人事部门，只要没有负面反映，人事部门基本放行。另外，人员聘用也有自主权，只需总行人事部备案。
《财经》：一些银行已明确将部分事业部成立子公司，比如资管业务、信用卡业务，交行的事业部会独立成立子公司吗？
牛锡明：对于事业部是否独立成立子公司，我们还在斟酌。资管业务的拓展离不开分行的协作，如果独立，就与分行存在业务、利益协调问题，所以交行没有特别积极推动事业部拿牌照。目前，交行第一步考虑的还是先做好事业部。
信用卡中心也存在类似问题。独立子公司的最大好处是提升估值，子公司可以通过上市让员工持股；不好的地方是，独立之后，交行客户群和信用卡的协同可能会存在问题。
所以，目前交行还没有筹划事业部独立的问题，但是子公司改革是有计划的，思路是朝着公司制改造。
逆境中转型：三大关键指标
2016年是中国银行业艰难的一年，而这一切似乎只是开始。
近两年来，中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和资产质量持续双降。五大行利润增长自2014年跌入个位数后便呈现快速下滑趋势，进入2015年一季度大幅下滑至不足2％，到2015年上半年接近零增长，而进入2016年更有负增长趋势，在0％与1％之间徘徊。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五大行平均不良贷款率已达1.72％，比2014年末反弹0.4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虽然，个别大行不良贷款率出现环比小幅回落，不过，这并未被市场解读为不良见底。
交通银行同样面临上述挑战和压力。三季度报数据显示，交通银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25.78亿元，同比增长1.03％；不良贷款率1.53％，较年初上升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较年初下滑5.26个百分点至150.31％，临界监管红线。
牛锡明坦言，当前形势下，“利润与风险”已成为最令他头疼的事。而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控制新增不良。
交通银行作为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的地位，已受到同业挑战。例如，成立于1988年的招商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5.56万亿元，较交行少近2.5万亿元，但是净利润前三个季达到521.42亿元，仅比交通银行少4.36亿元，且净利润同比增长7.51％，远高于交行增速。
业内人士认为，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大力发展零售业务的招商银行，业绩好于交通银行也在情理之中，交通银行主要以对公业务为主。而宏观经济一旦出现好转，未来交行的对公业务优势也会重新显现。
现实中，交通银行对公业务优势正在逐渐降低，零售业务的优势尚待确立，在经济难以预期见底的当下，交通银行的转型是一种必然。
业界人士分析，一家银行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会对规模、利润和风险之间有所侧重，而交行近些年的发展，很难让人看出其具体的定位。牛锡明则清楚地意识到，这三点恰是交通银行逆境中转型的关键。
《财经》：根据业绩显示，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在1％上下徘徊，而且不良资产难言见底，您对未来银行业的利润与风险做怎样的预期？国有大行1％左右的利润增速会不会进一步下降？
牛锡明：利润和风险这两件事是目前最让我感到揪心的。
从利润增速角度来说，如果经济保持目前的水平，并且人行不再进一步下调利率，稳定在1％左右的水平应该没什么问题。最纠结的是，未来是不是一直要保持1％的增长，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如果今年1％，明年3％，或者后年4％，这样还好，如果一直1％或者再下降就麻烦了。
再头疼的就是资产质量什么时候能到底，如果总不到底，整个决策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从我们摸底情况来看，目前不良资产确实没有到底，剪刀差（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数据显示，现在是1∶1.75，1.75块钱的逾期贷款仅有1块钱进了不良统计，未来逾期贷款下迁，不良的压力仍较大。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去产能，是否会形成新一轮不良贷款还很难说。所以，不良贷款率究竟会不会继续上升还不好确定，但1.53％(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显然没有到底。
《财经》：三季度末，交行不良贷款率为1.53％，环比下降0.01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交通银行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共处置不良贷款360.82亿元，其中，回收现金205.69亿元，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未来的不良资产增长和处置？
牛锡明：上半年交行的不良资产处置还是令人满意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控制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我的意见是，一方面加强不良资产处置，另一方面要解决“前清后冒”问题。现在，“前清后冒”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趋缓，后面产生不良贷款增长的额度和幅度都在趋缓，这是好的现象。但是不是真的趋缓，是否一旦有外部环境变化会再进一步加速，这个问题还要进行研究。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痛点，不然，花了很多钱处置了前期的不良，后面又新产生大量不良贷款，风险会加剧。
《财经》：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与宏观经济周期有关，但是否还有一些银行自身因素值得反思？
牛锡明：目前，不良贷款的产生主要还是集中在无锡、苏州等长三角地带，这和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些关系，但同时也和银行自身经营有关。近几年我们的经营主导思想是有偏差的，比如不应该倚重支持贸易型企业，还是要支持具体生产经营企业，很多损失来自于那些打着贸易型企业的旗号，拿钱炒股、炒房或者搞民间借贷。
所以，现在支持小微企业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聚焦实体经营的小微企业，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长三角地区有经济下行因素，但我们自己也要总结，在客户品种的选择上也有缺陷、失误，应该聚焦有具体生产经营的企业，不能认为贸易型企业风险就小。
《财经》：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交行在资产规模上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差距明显，业务利润则与个别股份制银行持平。您对此怎么看？
牛锡明：有些问题要联系历史来看，如果只是横切面或者切断去看,就看不大清楚。
交通银行的历史很长。1987年改革时获得恢复，之后成立股份制银行，当地财政作为最大股东。那么，交行由此与财政结下很深的渊源，一开始的发展也靠财政资金支持，外加国有企业大力支持，交行的公司业务（对公业务）一直都是其优势，而个人业务则是它的劣势，同业业务是后来才有所发展。但是，随着财政改革，财政资金成本提升以及项目招标启动，交行在财政上的业务优势慢慢减弱，此前借助于财政的国有企业优势也慢慢不再明显。所以，目前来看，交通银行的公司业务还具有一定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而个人、私人银行业务并不突出，交行的竞争力减弱。
交通银行原来最响的品牌称呼是股份制、综合化，1989年和1990年建立了海通证券、太平洋保险，由银行体系建立了保险、证券，形成三位一体的独有特色，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几条腿相互支撑发展很不错。
但是，1999年进行了分业经营调整，当年平安也面临分业经营，不过平安保留下了两个，而交通银行全部分掉。现在回头看看，分掉之后的交行可谓元气大伤，交行在分业经营下的综合化优势逐渐减弱。虽然，在2000年之后成立了一些小的综合化公司，但是体量都很小，而且到现在还未获得证券牌照，所以，交行的优势逐步减弱，做特色银行也不像原来那么好做，一条腿很长，一条腿很短，而短的腿一时又难以支撑。
2004年，交行抓住先机进行股改、上市，股份制改造给交行的银行业务带来了很大的支撑，银行业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交行资产规模已经达8万亿元。在规模上，交行在30年间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而由于上述的历史发展历程，到现在为止，交行表现的劣势就是对公的筹资成本比较高，对私又是弱项，那么，交通银行发展到今天又面临新的改革，如果不改革未来的路就更难了，我们提的转型发展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提出来的。
《财经》：那么，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交通银行在转型过程中更关注哪些指标？
牛锡明：未来如何保持规模适度增长、利润平稳增长、资产质量基本稳定，这几点是交行需要很好布局和考虑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交行的规模增长还可以，今年将增长8000多亿元。未来在规模上的增长，我们计划实现表内表外协同发展。表内规模增长不完全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银行要支持实体经济，表内规模（贷款）必然增长，而且未来金融总量在增长，存款不增长也不大可能，目前交行规模每年都是10％的增长幅度。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持表外规模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问题。交行现在比较注重财富管理银行建设，这是我们重点研究的方向。
在利润问题上，息差收窄对银行利润影响非常大，今年半年报，国有大行利润增速基本在1％上下，股份制银行在5％左右。大银行主要问题是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不良资产上。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净经营收入增速放缓，因为一些转型利润和新增利润增长点贡献利润相对少一些，中间业务收入和手续费利息收入净增长也不如去年贡献大。去年是两位数增长，今年只有一位数增长，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是研究今明两年转型利润的增长，为整个净经营收入增长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总的来说，信贷投放要支持实体经济，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一是如何让事业部制利润中心为交行利润增长做一些贡献，比如我们金融市场中心的利润增长今年能够保持在15％的增速，明后年也让其保持这样的比例之上。
《财经》：金融市场中心当前的利润状况如何，对其未来的利润有怎样的指标？
牛锡明：金融市场事业部有两块业务，一块是国内，通过机制、体制的调整，这块利润增长比较平稳，还有一块在香港，交行建立了一个资金交易中心，去年贡献利润3.34亿元人民币，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利润3.96亿元人民币，香港未来会成为我们新的利润增长点，而金融市场中心应该是交行未来利润新增长的贡献点。
《财经》：在当前宏观形势下及未来战略考量中，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的板块，会有怎样的业务结构调整或侧重？
牛锡明：对公业务的增长速度会放缓一些，在表内贷款结构上的占比会有一些下降，但是如果考虑到表外通过理财、保险投入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是对公项目支撑的，那么总的算账资金投入量并不少。
对私业务未来是大的发展方向，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信用卡。
《财经》：鉴于市场环境整体风险提升，而经济转型又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有声音呼吁推行逆周期监管，放松一些指标，比如拨备覆盖率，您觉得这是否有必要？
牛锡明：从逆周期监管来看，目前150％的拨备覆盖率确实应该放开一些。个人认为，如果放开到120％－130％是比较合适的。
适度放开拨备覆盖率后，商业银行可以再拿出一些资源处理不良资产，如果不调整，要么不良贷款上升，要么逾期贷款上涨。
交行目前拨备覆盖率是150.31％（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目前不止交行一家，基本上大银行都在监管底线上徘徊。而且，银行利润率不能太低，毕竟明后年利润需要有成长空间。
事实上，拨备覆盖率放开到120％－130％的风险并不大。几年前利润好的时候提高拨备是合适的，但现在就应该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