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988年将民主化的口号放在首要位置，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极端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头脑中甚至从未形成过十分明晰的政治改革纲领。然而，从专制甚至独裁体制转向民主，由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科学理论问题。民主政体的构架较之专制或是君主制，要复杂得多。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的最高领导层”。
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依靠的正是那些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与西方打交道”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俄罗斯新贵”、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思想堕落者。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级权力”体系，他的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戈尔巴乔夫只是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
